“你决定怎么追踪这个人？”

    “已经开始了。”他答道，“看看录像带，我在总部花了一个中午盘问艾尔·哈特。那家伙能言善道，对贝丽尔的事情非常好奇，他说他在报上读到消息——”

    “他怎么知道贝丽尔是谁？”我打断他，“报纸和电视都没有播出她的照片，难道他知道她的名字？”

    “他说他不知道死者就是去过洗车房的金发女郎，直到我让他看了驾照照片，他才认出，然后他装出很震惊、很难过的样子。他注意听我的每句话，想听我谈到贝丽尔。对于一个根本不认识贝丽尔的人来说，他显得过分关心。”他把已弄皱的餐巾放到桌上，“你自己看吧。”

    我煮了一壶咖啡，把脏盘子收进水槽，便和马里诺到客厅看录像带。画面地点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去过几次。警局的询问室是个四方形的小房间，地毯上除了一张空桌，什么都没有。离桌子不远处有个灯的开关，只有行家或特别谨慎的人才会注意到上方的螺丝不见了。螺丝孔的另一头是一间摄像室，使用的是特殊的广角摄像机。

    哈特乍看之下并不可怕。他看上去温和，脸色略青，金发开始向额头上方退去。要不是他那过小的下巴使脸部像是直接连着脖子，他应该还挺英俊。他穿着栗色皮夹克、牛仔裤，尖细的手指不安地摆弄着七喜汽水罐。马里诺坐在他正对面。

    “贝丽尔·麦迪逊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使你注意到她？”马里诺问道，“你们洗车房每天有那么多车进出，难道你记得所有客人的样子？”

    “我记得的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哈特回答，“特别是熟客。我也许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会记得他们的长相，因为大部分客人都会站在一旁看工人擦车，许多客人甚至在那儿监督，以确保工人没省略步骤。有些人会主动拿块毛巾帮忙，特别是在赶时间的时候，有些人则是因为闲不下来，非找点事做不可。”

    “贝丽尔也是那种会监督洗车的人？”

    “不，警官。我们那儿有两条板凳，她习惯坐在板凳上等。有时她会看报纸或读书。她不太注意工人做什么，我也不觉得她是那种友善的人。也许这就是我注意到她的原因。”

    “说清楚一点。”马里诺说。

    “我是说她会发出一些信号，而我收得到。”

    “信号？”

    “每个人都会发出某种信号，”哈特解释道，“我都可以接收到。我可以根据一个人的信号判断出他是怎样的人。”

    “我也在发信号吗，艾尔？”

    “是的，警官，每个人都会发出信号。”

    “我发的是什么样的？”

    哈特很认真地回答：“淡红色。”

    “啊？”马里诺愣住了。

    “我收到的信号其实是颜色。也许你认为很玄，其实不然，有些人就是感受得到别人放射出的颜色。你放出的颜色是淡红色，有些暖意，可又带点怒气，就像警示信号一样，能引起别人注意，但又含着某种危险——”

    马里诺按下停止键，不以为然地对着我笑。“这家伙很会侃吧？”他说。

    “事实上，我觉得他很敏锐。”我说，“你的确是有些暖意，有些怒气，又有点危险。”

    “狗屁！那家伙根本是胡说八道，照他那么说，人都成了活彩虹了。”

    “他说的话是有心理学基础的。”我平心论道，“人类的心情与颜色有关。一些公共场合、旅馆房间都根据这种理论选择装潢的色系。举例来说，蓝色与压抑有关，因此你绝不会发现任何一家精神病院是蓝色的。红色代表愤怒、暴力、热情，黑色代表病态、不祥等等。你刚才不是说过哈特是心理学硕士吗？”

    马里诺看起来不太高兴，又开始放录像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