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你自作主张，另有创意，我们的调查可能会因此而曝光。你一定要慎重。”

    她点点头，然后指出：“如果凶手侵入电脑，为什么只做了一次？”

    “我们只知道那一次。”我提醒她。

    “但自从你发现后，没有人再度侵入。”

    韦斯利推测：“他忙得不得了，两个星期内谋杀了两个女人，媒体可能提供了足够信息去满足他的好奇心。他可能得意非凡地坐在那里，一肚子鄙夷，因为从所有新闻报道来看，我们没有任何进展。”

    “我们必须激怒他，”我加进来，“让他感到恐慌，进而采取冒险的行动。有一个办法，我们让他以为我的办公室发现了我们一直期待的突破，一个可能抓住他的证据。”

    “如果是他侵入电脑，”韦斯利扼要地说明，“他可能因此再次侵入，去查我们发现了什么。”他看着我。

    问题是目前我们还没有任何突破。我无限期禁止玛格丽特使用她的办公室，电脑现在设在响应模式。韦斯利装了追踪设备，可以追查所有打到她分机的电话。我们要求艾比的报纸宣称我们有了关键性的证据，借以诱使凶手再度使用电脑来查证。

    “他会因此而偏执、愤怒，相信你的报道。”我预测道，“比如，如果他曾去过这里的医院，他会害怕我们根据过去的资料找到他。如果他曾去药房买过特殊的药品，他也会因此而担心。”

    我们这么假设，完全基于马特·彼得森对警察提过的怪味。我们没有其他“证据”能派上用场。

    唯一可以给凶手带来麻烦的是DNA证据。我可以吹个天花乱坠，但这不完全是虚张声势。几天前，前两个案子的报告回来了。我仔细观察那一道道有不同色调宽度、类似条形码、垂直的DNA带子。每个案子都用具放射性的溶液做了三次，那两个案子的DNA组成完全吻合。

    “当然我们并不能就此判明他是谁。”我解释给艾比与韦斯利听，“我们只知道如果他是黑人，两个男人有同样DNA组成的几率只有一亿三千五百万分之一；如果是白人，几率只有五亿分之一。”

    DNA是整个人的缩写，也是他生命的密码。纽约一家私人检验室的基因工程师从我收集的精子里分离出凶手的DNA。他们剪下特定部位的DNA，那些DNA片段会在涂了厚胶的带电表面游移至不同区域。因为这层表面的一边有正电，另一边有负电。

    “DNA带有负电，”我继续说，“正电吸引负电。”

    较短的片段移向正电的速度比较长的片段快，那些片段分布在整个涂了胶的表面，形成一种长带型的模式。然后再将它转移到尼龙膜上，接着放进溶液。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艾比插进来，“什么溶液？”

    我进一步解释。“凶手的双股DNA片段经过处理，分裂成单股。简单地说，就像拉链被拉开成两条。同时，那些DNA工程师准备好一种具有特殊盐基顺序且以放射性元素标志的单股DNA溶液，当这种单股DNA溶液洗过尼龙膜时，会自动在凶手的单股DNA上寻找互补的配对，两者互相结合。”

    “所以拉链又拉起来了？”她问，“现在还有放射性吗？”

    “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可以用X光来看他的DNA组成。”我说。

    “不错，就是他的条形码。太不幸了，我们不能把它放在扫描仪下，找出他的名字。”韦斯利不动声色地开着玩笑。

    “所有关于他的资料都在那里，”我接着说，“问题是现在的科技还没有精细到可以辨别DNA个别的组成，像遗传的缺陷、眼睛与头发的颜色那一类的事。有太多的DNA长带，代表了一个人基因组成的不同部分。太复杂了。目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看得出两组DNA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