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撞倒他，除了喝酒，还能有什么理由让他走进酒馆吗？”

    杰克·托伯像是一下子泄了气。“我怎么知道？”他这样答道。

    我揭穿过许多谎言，但却不认为托伯描述的经过有多么难以采信。我在北山镇的这些年教会我一个道理：谋杀案往往伴随着最离奇诡谲的环境。在我看来，受害者是此刻手头的唯一线索，要弄清楚特克山路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是我们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凭依。

    我找不到蓝思警长，因此也就问不到他从受害者的女房东那里探听到了什么消息。于是，安顿好托伯夫妇以后，我亲自前去拜访高茨基夫人。她在北山镇的资历相对较浅，五年前才从波士顿迁居至此。尽管有东欧血统，但她的英文颇为不错。我估计她四十岁刚出头，虽然穿着平常的普通衣物，但她依然很有吸引力。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了解她的丈夫。自从来到北山镇她一直使用高茨基这个名字；她买下了雷尼租住一个房间的那幢屋子。

    “我已经和警长谈过了，”她来应门时这样告诉我，“现在还得回答医生的问题？”

    “并没有强迫您回答我的问题，高茨基夫人，”我说，“我只是在帮蓝思警长而已。你和雷尼·布鲁熟吗？”

    “怎么说呢？他很安静，按时交房租。”

    “警长检查过他的房间了吗？”

    “是的，我领他看过了。”

    “您认为也能让我看看吗？”

    她犹豫片刻，然后让到一旁，允许我走进装饰简单的楼下大厅：“我去拿钥匙。”

    回来的时候，她紧握着一柄最常见的细长钥匙，领着我上楼。或许是习惯使然，她在插钥匙前先敲了敲已经去世的那位先生的房门。房间里的装饰和楼下一样简单：单人床、褪色的沙发、直背木椅、小桌子。

    “房间是带家具出租的吗？”我猜测道。

    “是的。他的物品只有那个手提箱和壁橱里的几件衣服。警长说他会派个警员过来，收拾所有东西等亲属前来领取。”

    我在房间里走了一圈，看似随意地拉开抽屉，想让自己看起来不像是在搜查。没有什么异乎寻常或不符环境的东西，直到我掀起最底下那个抽屉里的一套内衣为止，内衣下面是一个倒扣着的相框。照片中，纳粹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在露天集会上讲演，这种场面在德国正变得越来越平常。

    “那是什么？”高茨基夫人问。

    “只是一张照片。”我把相框放回抽屉，“看来没什么值得注意的。”

    “他的东西本来就不多。他是个没人在意的孤独男人。”

    “有人很在意他，足够让他送了性命。”我这样提醒高茨基夫人。

    回到办公室，我把发现的情况告诉了玛丽·贝斯特：“他在衣橱抽屉里藏了一张希特勒的带框照片。这让我觉得有些不寻常。”

    “我在报纸上读到过，德美协会最近很是活跃。德国正在为可能到来的战争作总动员，协会想让美国不插手此事。”

    我琢磨着这个细节。雷尼·布鲁实在不像是典型的协会分子，但我并没有亲身接触过那些家伙，所以也很难说得准。“协会不协会另当别论，他在那家不存在的酒馆干什么？他的遇害为何要被掩饰成陷害托伯夫妇的样子？”

    “他们只是恰好遇上的，”玛丽发表她的见解，“不可能提前有所预谋。”

    “那么，那家酒馆在哪里？我们找遍了特克山路的每一英寸——”

    “那就不是在特克山路上，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

    “他妻子说看见了路标。”

    “路标可以更换。咱们这就开车过去，看一眼挂路牌的柱子。”

    这个想法听起来不错，特别此刻我身处死胡同之中。这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