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第一次给我指点正确的方向了。我们坐在我的车里，沿着费尔法克斯路找到路牌，在路牌附近的草地上停车，路牌的箭头指着特克山路。

    玛丽试图摇撼柱子，却徒劳无功。那东西纹丝不动。她又跪在地上，拨开柱子周围的高秆草一窥究竟。“没有移动过，”她最后下了结论，“没有最近翻动泥土的痕迹。”

    “这个想法也撞墙了。”

    可是，玛丽·贝斯特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他们可以在其他路口竖起假路标。反正已经来了，咱们也查一查吧。”

    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仔细检查北马路和南马路对面的土地。没有窟窿，也没有填埋的迹象。

    “这两处最近没有竖过路标。托伯夫妇要是看见了指向特克山路的箭头，那就只可能是特克山路了。”

    于是，我们再次驾车上路，在通往托伯农场的车道起点停下。“他们觉得酒馆就在农场的路对面，”我说，“坐在车里，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不过咱们还是下去走走看看吧。”

    我们又花了二十分钟四处溜达，但仍旧一无所获。

    应该是酒馆停车场的位置上，实际上是一片草地，然后是一片排列整齐的枞树。再过一年，这些树大概就会被伐倒，拉进城当圣诞树贩卖。

    “没有酒馆，”我说，“要不是有一具尸体，我肯定要说托伯夫妇昨晚上都喝多了。”

    “可惜有一具让人头疼的尸体啊。”

    我开车回到办公室，拨了蓝思警长的号码。

    “警长，有新进展吗？”

    “医生，我给你打过电话。地检官对杰克·托伯的故事很不满意。他认为托伯和雷尼·布鲁起了争执，托伯给了他一枪，然后编造出一场事故，希望把枪伤混在其他创伤中，不被大家注意到。”

    “托伯的妻子支持杰克的说法。”

    “妻子嘛，总是这样的，不是吗？”

    “你在雷尼·布鲁的房间搜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我根本没搜查，只是随便看了看。我告诉高茨基夫人，我们会来取他的东西：”

    “我也看了看。布鲁在抽屉里藏了一张希特勒的画像。”

    “你认为这条人命和政治有关？托伯倒是说过，他昨晚上和戴夫·福斯特就西班牙内战吵过一场。”

    我也想了起来：“也许我该和福斯特聊聊。你今天还不会逮捕杰克·托伯吧？”

    “这个嘛——”

    “稍微拖一拖，可以吗？先让我找到苹果同酒馆。”

    “医生，没有什么苹果园酒馆。这不是你那些不可能罪案，只是凶手撒谎而已。”

    “也许是，也许不是。给我些时间，到明早随便你怎样都行。”

    “好吧，”他不情愿地答应了，我们并肩经历过许多事情，他尊重我的意见，“但明天我就非得推进下去了。”

    戴夫·福斯特在镇广场对面的加油站工作。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送走一位心满意足的客人，客人头戴一顶红色消防员头盔，这是加油站本月赠送的小礼物。戴夫是一个快活的男人，三十七八岁，我不清楚他在政治上倾向何方。

    “霍桑医生！要加满油吗？”

    我从别克车里钻了出来：“戴夫，请帮我加油。另外，我还有几句话想问问你。”

    “尽管问。”

    “你昨晚在格兰治的舞会上见到了杰克·托伯和他妻子？”

    “没错。我们喝了几杯啤酒，聊了些事。”

    “西班牙内战？”

    笑意慢慢爬上他的脸庞。“还以为他不记得了呢。是这样的，我正在和皮奇大妈，也就是经营水果店的那位女士聊天，托伯夫妇走了过来。皮奇大妈刚好提起佛朗哥，说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