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明今天到家比平时晚了些。

    公用盥洗室里，水池边的折叠桌上放着一个塑料盆，他的妻子佩琴正洗头。这个盥洗室和旁边的厨房是一楼五家住户共用的。于光明走到妻子身边，轻轻站住，爱怜地望着她那一头满是泡沫的秀发。佩琴笑了笑，示意丈夫先进屋。

    走进家中，于光明看到桌上放着一盘肉末炒年糕，还有一盘泡菜。因为之前在局里已经吃了两个包子，他想，这炒年糕可以拿来当夜宵。儿子勤勤此刻应该正在学校上晚自习，为高考做着准备。

    于光明转过头，眼光落在床铺之上，顿感疲惫。绣着龙凤呈祥图案的棉被已经铺好，松软的枕头也已安放妥帖。他甚至连鞋都没脱就一头扎到床上。可过了不到两分钟他又坐了起来，斜靠在床头板上，点燃一支香烟吸了起来。佩琴大概一时半会儿回不来，而他需要整理一下自己混乱的思绪。

    烟雾缭绕，脑中却依然如一团糨糊一般。于是他决定将红旗袍案的调查过程重新梳理一遍。

    这一系列案子发生之后，局里就像是炸了锅。大家各显神通：有的人引经据典，有的人旁征博引，有的人更是就案情争得面红耳赤。似乎所有人都对案子了如指掌。

    李书记“依靠群众”的调查方法未能奏效。案发现场附近的那些居委会老大妈们调查了无数“有作案嫌疑”的人，可被调查者都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没有任何突破性线索。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住房条件和生活资料配给制等原因，居委会曾是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的得力助手。当时许多家庭都聚居于一处，共用厨房和卫生间，邻居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粮票之类的发放大权掌握在居委会手里，因而居委会在老百姓中间拥有比较高的权威。然而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和配给制的废止，居委会在老百姓生活中的地位就没那么重要了。虽说在那些待拆的贫民区，居委会还有一定影响力，但本案凶手貌似并非贫民区住户。他应该居住在更高级更私密的地方。时至九十年代中期，居委会干部已经不能像过去阶级斗争时代那样随便硬闯民宅了。

    廖国昌提供的信息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虽然那些物证看上去似乎缩小了调查范围，但那些有性犯罪前科的家伙没有符合这一范围的。他们大多生活贫困，只有两三个人是独居，而有车的更是只有一位出租车司机。

    而对红色旗袍本身的调查也是徒劳无功。警方已向所有生产旗袍的工厂和裁缝店发出了协查通报，以征集信息。但至今仍未得到任何关于这种特殊款型旗袍的线索。

    日子一天天过去，似乎距离下一位姑娘遇害越来越近了。

    于光明看着自己吐出的烟圈出神，这时他听到佩琴在盥洗室倒水的声音。他赶忙熄灭香烟，把烟灰缸藏了起来。

    他可不想听到佩琴因为抽烟的事对自己唠叨，他希望同她探讨一下案情。从前她曾经用自己的方式帮他梳理过许多案件的调查思路。而这一次，她至少可以谈谈对那件旗袍的看法。像大多数上海妇女一样，她很喜欢逛街，虽然也跟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一样都是只看不买。

    佩琴走进房间，边走边擦着头发。

    “老公，你看起来气色不好。今天早点休息吧，我弄干头发就来。”她温柔地对丈夫说道。

    于光明点点头，脱掉衣服躺下。被窝里有点凉，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不过很快就感到一丝暖意。

    佩琴回来了，光着脚走过来，掀起被子躺在丈夫身边，调皮地用冰凉的脚踢着他的腿。

    “老婆，要不要帮你灌个？”于光明怜惜地问道。

    “不要，有你就行。”她紧紧抱住他，“将来勤勤考上大学了，这儿可就只剩咱俩了。到时候家里肯定空落落的。”

    “担心什么，”他抚摸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