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9：有电话从劳伦斯·列丁的住所打到普赖斯·里德利太大处(根据电话局的记录)

    6：30至6：35：听见枪声。(假设电话来的时间是对的。)劳伦斯·列丁、安妮·普罗瑟罗和斯通博士的证词似乎说明时间要早些，但普赖斯·里德利太太也许是对的。”

    6：45：劳伦斯·列丁到达牧师寓所，发现尸体。

    6：48：我碰见劳伦斯·列丁。

    6：49：我发现尸体。

    6：55：海多克验尸。

    注：只有两人，没有6：30至6：35不在现场的证据。她们是克拉姆小姐和莱斯特朗兹太太。克拉姆小姐说她在墓地，但无法证实。但是，把她排除在本案之外，看来是合理的，因为看来没有什么能将她与此案相联。莱斯特朗兹太大在六点过后的某个时间离开海多克医生的家，去赴约。是在哪儿约会？与谁约会？几乎不可能是与普罗瑟罗上校，因为他准备与我会面。确实，在凶杀案发生的时候，莱斯特朗兹太大在现场附近，但是，她会有什么样的谋杀动机，令人怀疑。上枝的死，不会使她受益，并且，警督的所谓敲诈的推论，我也不恭维。莱斯特朗兹不是这种女人。再者，她也不可能拿到劳伦斯·列丁的手枪。

    “非常清楚，”马普尔小姐说，一面赞同地点点头。“确实非常清楚。先生们总是能拿出如此出色的备忘录。”

    “您同意我所写的东西吗？”我问道。

    “哦，是的。您记录得非常出色。”

    然后，我向她问了我一直想问的问题。

    “马普尔小姐，”我说，“您怀疑谁呢？您曾说有七个人。”

    “完全如此，我是那样想的，”马普尔小姐心不在焉地说，“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怀疑是别的某个人。事实上，您会明白这七个人是有嫌疑的。”

    她没有问我，我怀疑谁。

    “关键是，”她说，“您得对这一切作出解释。每件事都得解释清楚，令人满意。如果您有一个与每个事实吻合的推论，哦，那么，就一定是正确的。但是，这极为困难。如果不是因为那张便条……”

    “便条？”我惊奇地问道。

    “是的，您记得，我告诉过您。那张便条一直折磨着我。

    这有点不对劲。”

    “当然，”我说，“现在可以解释清楚了。便条是在六点三十五分写的，而另一只手——凶手的手——将六点二十分写在页顶，使人们作出错误的判断。我想，这一点非常清楚。”

    “但即使如此，”马普尔小姐说，“这一切都不对劲。”

    “可为什么呢？”

    “听着，”马普尔小姐急切地将身子往前一倾。“我告诉过您，普罗瑟罗太大经过我的花园，她走到窗户跟前，并朝里望，没有看见普罗瑟罗上校。”

    “因为他正坐在写字台前。”我说。

    “这就是使一切不对劲的地方。当时是六点二十分。要到六点半之后，他才会说不愿再等下去，这一点我们是同意的，那么，他当时为什么坐在写字台前呢？”

    “我从未想到这一点。”我慢慢地说。

    “亲爱的克莱蒙特先生，让我们把这个案子再从头分析一遍。普罗瑟罗太太来到窗户前，她认为房间是空的——她一定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不然的话，她绝不会到画室与列丁先生会面。那样做不安全。如果她认为房间是空的话，那么，房间里一定是绝对安静的。这就有三种可能，不是吗？”

    “您是说……”

    “噢，第一种可能是，普罗瑟罗上校已经死了，但我不认为这种可能最大。首先，他到那儿只有大约五分钟，她或我会听到枪声。第二，他是死在写字台旁的，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