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日 星期四 至 三月七日 星期五

    二月最后一个星期，莎兰德当起自己的客户，以出生于一九五○年的毕尔曼为第一优先特案。她几乎每天花十六小时进行私人调查，其精密程度前所未有。她利用了她所能取得的所有档案与公开资料，调查他的亲友圈，检视他的财务状况，并详细列出他的教育与职业的每项细节。

    结果颇令人丧气。

    他是律师，是律师公会的会员，写过一篇有关财经法、相当冗长又极度沉闷的学术论文。他的声誉毫无瑕疵。毕尔曼律师从未遭到谴责。他只被人向律师公会举报过一次——大约十年前，他被指控在一宗房地产秘密交易中居中牵线，但他最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他的财务状况良好；毕尔曼十分富有，至少拥有一千万克朗的资产。他缴的税比应缴的还多，是绿色和平组织与国际特赦组织的会员，还会捐款给心肺学会。他鲜少上媒体，但曾有几次联名声援第三世界政治犯。他住在欧登广场附近乌普兰路上的一栋三房两厅公寓，同时担任该栋共管式公寓委员会的秘书。他已经离婚，没有小孩。

    莎兰德将重心放在他的前妻伊莲娜身上。她出生于波兰，但一生都住在瑞典。她在一家康复中心工作，离婚后嫁给毕尔曼昔日的同事，日子似乎过得很幸福。没有什么有利的信息。毕尔曼的婚姻持续了十四年，离婚进行得很平和。

    毕尔曼一直在为惹上官司的年轻人担任监督者，在成为莎兰德的监护人之前，曾经当过四名年轻人的受托人。这些人全都未成年，当事人成年后，法院便判决终止受托任务。其中有一位当事人还会向毕尔曼请教法律问题，因此他们之间似乎也不存在敌意。即使毕尔曼一直有计划地剥削受监护人，也找不出任何迹象，不管莎兰德探索得多么深入，仍找不到他做坏事的蛛丝马迹。那四个人都已经各自与男女朋友建立起自己的生活，他们都有工作、有住处，还有各种现金卡。

    她给四个当事人都打了电话，自称是社会福利部门的秘书，想要调查由受托人照顾的孩子日后的生活与其他孩子比较起来如何。当然了，每个人的回答都会匿名。她设计了十个问题，然后透过电话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有几个问题是让受访者针对受托作业的效果表达自己的看法，看看他们对于自己的受托人有无任何意见，结果谁对他都没有坏评语。

    莎兰德结束搜索后，将所有数据放进一个超市纸袋中，连同二十袋旧报纸一起放到门外。她似乎是动不了毕尔曼。他的过去毫无可利用之处。她非常确定他是个卑鄙、粗鲁的家伙，却找不到一点证据。

    现在该考虑另一个选项了。做完所有分析之后，仅剩的一个可能性愈来愈吸引人——至少看起来是真正可行的选择。最简单的就是让毕尔曼从此从她的生活中消失。心脏病突发。问题落幕。但症结在于即便是令人作呕的五十五岁男人，也不会如她所愿地心脏病发。

    不过这种事可以想想办法。

    布隆维斯特与西西莉亚·范耶尔校长的暧昧关系持续得极为隐秘。她有三项原则：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们见面；她希望在她有心情、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才过去；而且她不想让他过夜。

    她的热情令他意外而惊讶。当他们在苏珊店里巧遇时，她表现得友善但也冷漠地保持距离。而当他们进到她的房里，她则是热情奔放。

    布隆维斯特并不想刺探她的私生活，但范耶尔请他来就是为了刺探家族中每个人的私生活。他感到烦恼的同时也很好奇。有一天，他向范耶尔询问她的丈夫是谁，他们又发生了什么事。他提问的时候，他们正在谈论亚历山大和毕耶的背景。

    “西西莉亚？我想她和海莉没有关系。”

    “跟我说说她的背景。”

    “她毕业以后搬回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