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去过第六大道和第四十五大街交界处的一家咖啡。格林威治村的一家钢琴酒吧，西四十道街的两个酒吧。罗亚尔仔细听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不会在‘松饼汉堡’店，”他说，“因为他的女孩不在街上拉客。我‘了解’这一点。不过，他总会在那儿，你知道？就‘在’那儿。我说什么来着，他会在任何地方露面，但都待不久。”

    “我该到哪儿找他，罗亚尔？”

    “哦，操，”他说，“他是一个皮条客，老兄。”

    “你不喜欢他。”

    “没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我的朋友都是生意上的朋友，马修，钱斯和我之间没有生意往来。我们的买卖不同。他不买毒品，我不买女人。”他龇牙露出了猥亵的笑，“只要男人有钱，就有女人免费上门。”

    罗亚尔提到了哈勒姆区圣尼古拉斯大道上的一个地方。我走到了第一百二十五大街。那里宽敞明亮，灯火通明，但我开始领略到一个白人走在黑人的街道上那种并非毫无道理的恐慌。

    我沿着圣尼古拉斯大道上向北走，途经两个街区，到了卡梅朗俱乐部。它看上去很像凯尔文·斯莫尔酒吧，只是租金更低，只有投币式自动点唱机，没有现场演奏。男洗手间污秽不堪，厕所的隔断间里，有人在兴致勃勃地吸着什么东西。是可卡因，我想。

    酒吧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我站在那儿喝了一杯汽水，看着吧台后面镜子里映出的十五或二十个黑面孔。我突然觉得，我看到了钱斯，但自己并不知道，这种想法在那个晚上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我得到的对他外貌的描述与在场三分之一的人相符，宽泛点的话，还能涵盖余下的二分之一。我没见过他的照片。我的警察朋友也不知道这个名字，如果那是他的姓，档案里也没有他的记录。两侧的男人都背对着我。

    我看了一眼镜中的我，一个面色苍白的男人，穿着毫无色彩的套装，外罩灰色大衣。我的套装应该烫了，我的帽子看上去不比被风吹走好多少，而我站在这里，孤零零地夹在两边这些穿着入时的家伙中间，他们肩膀宽阔，穿的衣服有夸张的大翻领和包布纽扣。皮条客们过去常常在菲尔·克朗费尔德的博览会店排队购买这个款式的衣服，但克朗费尔德店关门了，我想不出他们现在会到哪儿去买。也许我该查清楚，也许钱斯有赊购帐号，我可以通过它来顺藤摸瓜。

    只是操这种职业的人不会赊帐，因为他们用现金。他们连买车都用现金，他们会从容地走进一家波坦金汽车经销店，数出一叠百元大钞，然后把一辆卡迪拉克开回家。

    我右边的一个人冲酒保勾勾手指。

    “还倒在这个杯子里，”他说，“让它有点味道。”

    酒保往他的杯子里倒了一小杯轩尼诗，然后又加了四或五盎司冰牛奶。他们过去把这种混合酒称为“白色卡迪拉克”。也许现在他们还这么叫。

    也许我该先去波坦金试试。

    或者，我也许该待在家里。我的出现制造了一种紧张的氛围，我能感觉到这个小房间里的空气变得凝重起来。迟早有个人会过来问我，我他妈的以为自己在这儿干吗，而我很难给出答案。

    防患于未然，我离开了。一辆找活儿的出租车正在等着红灯变绿。我这一侧的车门凹陷，挡泥板破裂，我不确定它们是不是想告诉我这司机手到底潮不潮。不管怎样，我还是上了出租车。

    罗亚尔提到的另一个地方在西九十六道街，我让出租车把我送到那里。此时已过两点，我开始感到疲倦。然而，我还是进了一家有一个黑人在弹钢琴的酒吧。这架特别的钢琴听上去有些走调，但也许是我的听力有问题。里面的顾客黑白参半。有很多对儿是黑白搭配，不过那些陪伴黑人的白种女人看上去不像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