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黑鬼。”

    我没吭声。

    “还有拉丁美洲杂种。是黑人跟拉丁美洲人。”

    我提到警察也有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他马上反驳。

    “听着，别跟我说这些，”他说，“以前跟我搭档很久的一个家伙，他叫拉里·海恩斯，也许你认识他——”

    我不认识。

    — 棒槌学堂·E书小组 —

    “——他人很好，我能把命交到他手上。妈的，我确实曾经把命交到他手上。他黑得像煤炭一样，无论警局内外，我都没碰到过比他更好的人。但这跟我说的毫不相干。”他用手背抹抹嘴，“瞧，”他说，“你乘过地铁吗？”

    “迫不得已的时候。”

    “嗯，妈的，如果有其他选择的话，谁都不会乘地铁的。地铁是整个城市的缩影，设备动不动就坏，车厢里到处都是肮脏的喷漆，一股尿骚味。警察对那儿的犯罪无能为力，但我要说的是，妈的，我上地铁四处一看，你知道我到了哪里吗？我到了他妈的国外。”

    “什么意思？”

    “我是说他们不是黑人就是西班牙人。或是东方人，我们现在又多了好些中国移民，还有韩国人。韩国人现在可是杰出市民了，在城里开起一家家出色的蔬菜市场，他们一天干二十个小时，把孩子送进大学，但那全是阴谋。”

    “什么阴谋？”

    “噢，妈的，听上去很无知、很偏执，但我就是忍不住这么想。以前这是白人的城市，现在我总觉得自己是这里最后的白人。”

    长时间的沉默。

    然后，他又说：“他们现在在地铁里吸烟。你注意到了吗？”

    “我注意到了。”

    “过去从没有过。以前就算有人拿斧子砍死父母，他也不敢在地铁里点烟。现在，咱们的中产阶级也在地铁里点烟，然后喷云吐雾。就是最近几个月的事情。你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吗？”

    “怎么开始的？”

    “记得一年前吗？一个家伙在PAth线地铁里抽烟，那儿的一个警察让他把烟熄掉，那家伙拔枪就把他打死？记得吗？”

    “记得。”

    “就从那儿开始的。只要看过那条新闻，不管是谁，警察还是平民，都不会贸然告诉过道对面的家伙熄掉他那该死的烟。于是，有些人就开始抽烟，无人敢管。然后更多的人开始抽烟，连发生入室盗窃这样的大案都无需浪费时间报案，谁还会去管在地铁里抽烟的事儿？执法不严，人们就不再尊重法律了。”他皱皱眉，“但想想PAth线地铁的那位警察。你愿意像他那样去死吗？叫别人熄掉烟，然后砰的一声，就一命呜呼了。”

    我发现自己开始跟他讲起卢·鲁登科的母亲，由于她的朋友给她捡回一台不该捡的电视机而被炸死。

    于是，我们开始轮流讲起恐怖故事来。他提到一个社工人员被骗上一栋公寓的顶楼遭强暴多次后，被推下楼摔死。

    我记起一条新闻，说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被另一个同龄男孩枪杀。他们彼此并不相识，凶手声称被害人嘲笑了他。

    德金谈到好几起虐待儿童致死的案件，还有一个男人闷死他女朋友的女婴，因为他厌倦了每次跟女友去看电影都得出钱雇人看孩子。

    我提到格雷森区的那个女人，她在衣柜那儿挂衣服时被流弹打死。

    我们的对话颇有点比拼的味道。

    他说：“市场自认为找到了解决办法。死刑，重新启用黑色大电椅。”

    “你认为这行得通吗？”

    “无疑，公众需要它。它至少有一个功效是你无法否认的。电死一个混蛋，你至少知道他以后不会再犯。妈的，我就投票赞成。把电椅拿出来，用电视转播他妈的行刑过程，插些广告，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