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项严重的错误。”

    “我想是的。”

    “而你，”达马克继续说，“刚才还对我些别的事。是的，你应该给我很好的酬谢。”

    “我对你说过些什么？”

    “你护照上的名字不是贾森·伯恩。你是谁，先生？”

    贾森没有立即回答，他又在转手中的酒杯。“是一个可能给你一大笔钱的人，”他说。

    “完全足够了。你只是位姓伯恩的客户。而我必须谨慎行事。”

    “我想要纽约的那个电话号码，能给我弄到吗？会给你一笔可观的赏金。”

    “但愿我能，我看没有办法。”

    “卡片上可能有痕迹。用低倍的放大镜就行。”

    “我说了消掉，先生，不是划掉，是消掉——它被裁掉了。”

    “那么还在苏黎世的什么人手中。”

    “或者已经毁掉。”

    “最后一个问题，”贾森说，现在他已急于离开。“它正巧关系到你，是唯一能使你得到酬金的途径。”

    “这个问题当然只好听一听。是什么？”

    “如果我不打电话就在瓦洛阿露面，事先也没有告诉你说我要来，你是不是要再打个电话？”

    “是的。不能不理睬，那张卡片，它是有权势的董事会会议室发出来的。谁不理睬它就丢掉饭碗。”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拿到我们的钱？”

    达马克噘起嘴。“有个办法。缺席提款。填好表格，书面指示，由一家正式的法律事务所证明和鉴定，那时我就无权干涉了。”

    “然而你还是要打那个电话。”

    “那是时间问题。如果一位曾同瓦洛阿多次打过交道的律师打电话给我，譬如说要求我准备若干张支取一笔他已经证实手续完备的国外汇款的本票，我一定照办。他会说他即将把填好的表格和不记名支票送来，这在税收太高的今天并不是罕见的做法。一个信使会在业务最繁忙的时间带着那信件前来，我的秘书——一位可尊敬和可靠的多年雇员——会直接把表格拿进来给我副签，信由我签名。”

    “毫无疑义，”贾森打断。“同另外一些需要签字的文件一起。”

    “对了。然后我才打我的电话，也许在打电话的时候目送那信使带着他的公事包离开。”

    “你是不是凑巧想起巴黎哪个律师事务所的名字？或者某位律师？”

    “巧了，我正好想起了一个。”

    “要多少钱？”

    “一万法郎。”

    “很贵。”

    “一点也不贵。他从前是法官，有身份的人。”

    “你呢？我们来商量一下。”

    “我说过我这人通情达理，由你来决定。既然你提过五位数，从五开头，五万法郎。”

    “太棘手了！”

    “你干的事也一样，不管你干了什么，伯恩先生。”

    “秘密卡片，”坐在窗旁一把椅子上的玛丽说，黄昏的夕阳正好反射在蒙帕奈斯大街漂亮的建筑物墙上。“原来这就是他们使用的方法。”

    “精采的在后面——我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贾森从柜子上拿起酒瓶倒了一杯酒，走到床边坐下，面对着她。“你想听吗？”

    “没有必要，”她回答，望着窗外，若有所思。“我完全知道它来自何处，意味着什么，它使人愤慨，仅此而已。”

    “为什么？我以为这是你料想得到的。”

    “结果不奇怪，但是手段没想到。卡片是对合法性的一种古老的侵犯办法，现在几乎只有欧洲大陆的私人银行还在使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都早已在法律上禁止使用。”

    伯恩回想起达马克的话，重复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