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抱住了她：“我应当把你扔出去，”他说，“我应当叫你退出我的生活。我非常清楚我应当这样做，可是我办不到。”

    “即使你这样做了，事情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我不会离开你的，亲爱的。”

    律师事务所在夏佩尔大道，沿墙摆满书架的会议室与其说是办公室不如说是舞台，每样东西都是放在适当的位置上的道具。这个房间是谈交易的，不是签合同的。一绺白山羊胡子和架在鹰钩鼻上的白银夹鼻眼镜并不能掩盖律师本人的贪婪相。他甚至坚持用他蹩脚的英语会话，因为这样日后他可以声称对方误解了他讲的话。

    大部分时间是玛丽在讲话，伯恩听着，一个好象是客户，一个是顾问。她简洁地说了要点，把现金支票改成不记名证券，以美元支付，票面价值最高两万元，最低五千元。她指示律师告诉银行，所有的联号每三张都要断开，每五批证券都要变换国际担保人。律师不是不懂，她把付证券的事弄得如此复杂，使多数银行或者经纪人无法追查它们的去向。也不会有哪家银行或者经纪商愿意多找这种麻烦，多花这笔费用——反正这笔款是有担保的。

    当烦躁不安的山羊胡子律师同同样不安的安东·达马克将近结束电话上的谈话时，玛丽举起一只手。

    “请原谅，伯恩先生坚持达马克先生还要准备二十万法郎现金，十万同证券放在一起，十万留在达马克先生那里，这十万法郎他想这样来分：达马克先生七万五千，两万五千付给你。他认为他要感谢你们两位给予他的建议以及他给你们增添的麻烦。不用说，上述款子用不着登记详细分类。”

    烦躁与不安随着她的话语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从凡尔赛宫廷之后未曾见到过的谄媚、讨好。各项安排都按照那种不寻常的——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伯恩先生同他那位可尊敬的顾问的要求定下来了。

    一个皮制的手提箱已准备好，供伯恩先生装证券和钞票。它将由一名荷枪邮使携带着在下午两点三十分离开银行，三点钟在九号桥与伯恩先生会面，那位显要的客户将以一片由皮革壳上切下来的一小块皮革来证明他自己的身份，如果它正好对上那个位置，就证明它是少掉了的那一块。此外还有个接头语：“康尼希先生从苏黎世向您问候。”

    细节就是这么些，但是伯恩先生的顾问又明确指出了一点。

    “我们知道卡片的各项要求必须不折不扣地照办，希望达马克先生这么办，”玛丽·圣雅克说，“可是，我们还认为时间安排对伯恩先生可以有利，可以不利，我们希望有利，如果不能，我，作为正式执有证书的——虽说目前是匿名的——国际银行委员会委员恐怕将感到不得不报告我所目睹的某越轨的银行及法律程序。我相信那将是不必要的，我们都是待遇优厚的，是不是，先生？”

    “确实，夫人！在银行和法律……确实，同生活本身一样……时间的掌握最重要，您不必担忧。”

    “我明白，”玛丽说。

    伯恩检查了消音器的槽沟，相信自己已经把由于长时间不用而聚集的灰尘及纤维物拭干净了。他最后把枪翻了个身，压下子弹匣的松扣，检查子弹夹。还剩下六颗子弹。准备好了，他把手枪插在腰带上，扣上夹克。

    玛丽没看见他带枪。她正坐在床上，背对着他同加拿大大使馆参赞丹尼斯·考勃利尔能电话。香烟的烟雾从挨着笔记本旁边的烟灰缸缭绕而起，她正在记下考勃利尔告诉她的情况。他说完了，她向他道了谢，挂上了电话。她有两、三秒钟静止不动，铅笔仍然在手里。

    “他不了解彼得的情况，”她说，面对贾森，“奇怪。”

    “很奇怪。”伯恩同意，“我以为他是头一批知道的人。你说他们查看了彼得的电话记录，他打了个电话到巴黎，给考勃利尔。一定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