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人是该隐。”杰克·曼宁上校的语气直截了当，似乎料想坐在五角大楼会议桌上的四位文官至少有三位会提出反驳。他们谁都比他年纪大，谁都自以为经验比他丰富——没有一位准备承认陆军方面已经获得了他们各自组织还没能获得的情报。至于第四位文官，他的意见不算数，他是国会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因此大家对他恭恭敬敬，但是不十分当真。

    “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曼宁继续说道，“那么即使冒着暴露我们已掌握的一切情况的风险，他也会再度漏网。十一天前他在苏黎世，我们确认他现在仍在那里。各位，他是该隐。”

    “报告很动听，”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位秃鹰似的教授说，翻阅着分发给在座各位代表的养蚕苏黎世情况的摘要部分。他叫艾尔弗雷德·吉勒特，一位甄别和评价人员的专家，五角大楼认为他为人机警，报复心强，在高层有不少熟人。

    “我认为这报告不寻常，”彼得·诺顿说。他是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五十多岁，总是保持着三十年前东部名牌大学的那种衣着、仪表和态度，“我们的消息来源说该隐在布鲁塞尔，不是在苏黎世。在同一时间——十一天前。我们的消息来源很少出差错。”

    “报告写得很全面，”第三位文官说。他是会议桌上曼宁唯一真正尊敬的人，年纪也最大。他名叫戴维·艾博，前奥林匹克游泳健将，智力跟体格相匹配，年近七十仍腰板笔挺，头脑也照样敏锐，然而他的年纪仍然从脸上的皱纹中表现了出来。这些皱纹是他永远也不会透露的毕生紧张生涯所形成的。上校认为他讲话时懂得分寸。他现在是有无限权力的四十人委员会成员，可是从中央情报局在战略情报局内诞生之初起，他有很长时间在中央情报局任职。情报界的同行给了他一个诨名，叫“隐蔽行动中的寡言和尚”。

    “我在情报局的那些年月，”艾博吃吃笑着说，“消息来源有矛盾的时候同一致的时候一样多。”

    “我们有不同的核实方法，”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强调说，“不是不尊敬您，艾博先生，可我们的传输设备确实称得上一有即送。”

    “那是设备，不是核实。可是我不想争论。我们之间似乎有分歧：布鲁塞尔还是苏黎世。”

    “布鲁塞尔的论据无懈可击，”诺顿坚持。

    “请听一听，”秃顶的吉勒特说，扶了扶眼睛，“我们可以回到苏黎世那份摘要。它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消息来源也有内容可以提供，虽然它与布鲁塞尔或苏黎世都没有抵触。那是大约六个月前的事。”

    银白头发的艾博移眼看着吉勒特：“六个月前？我记不得国家安全委员会六个月前传达过关于该隐的任何情况。”

    “因为还没完全得到证实，”吉勒特回答，“我们不想让未经证实的情报成为委员会的负担。”

    “这也很动听，”艾博说，意思很清楚。

    “众议员沃尔特斯。”上校插话，望着监察委员会的代表，“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您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喔，有，”来自田纳西州的国会监视人慢吞吞说，聪敏的眼睛瞟着各人的脸，“可我刚接触这事，你们继续讨论，我边听边问。”

    “很好，先生，”曼宁说，朝中央情报局的诺顿点了点头，“一天前布鲁塞尔出了什么事？”

    “有一个人在枫丹纳广场被杀——是个私下在莫斯科与西方之间做钻石交易的。他通过罗苏马兹的分支机构进行活动。那是苏联在日内瓦的公司，专做这种采购的经纪人。我们知道它是该隐转换资金的途径之一。”

    “这个杀人案同该隐有什么关系？”半信半疑的吉勒特问。

    “首先，方法，武器是根长针，在中午时分用外科手术的精确度在拥挤的广场刺中。该隐过去用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