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位靠门的那个男人告诉我他是警方人员。他亮出身分证明，看来是没错。他要我关掉引擎，把钥匙拔出来。

    我照做。接下去的谈话差不多是这样的：“你晓不晓得你刚才时速超过七十哩？”

    “我没注意。”

    “你知道时速限制是多少吗？小姐。”

    “这段路是六十哩。”

    “你要去哪里？”

    “布里斯托。我从南安普敦来的。”

    “公务？”

    “是的。”我答话时想着行李厢内的纸箱。

    他问了我的姓名，并要我出示证明，接着问我的公务性质。我说我是司机时，心中对载这趟货有股驱除不掉的恐惧感。

    他要我下车。不知道为什么，我清楚这不是要检验呼吸的酒精含量。

    另外一个男人也下车，走过来我们这边。他给我看他的身分证明：是一位探长。

    “行李厢锁着吗，小姐？”

    “我想是的。”

    “能请你打开吗？”

    四个纸箱安放在里面。我想起我的老板在游泳池边悠哉游哉的，而我却在路上经历这种麻烦。假如他们发现了什么而控告我，我一定要找巴库先生好好算这笔帐。当小偷或许不无荣耀，但我不是小偷，我甚至不晓得那些箱子里到底是什么走私品。我会丢掉饭碗，但那种灾祸不会比被记上一笔犯罪记录更糟。

    “那些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小姐？”其中一名警察问。

    “泰迪熊。”我努力答得让人信服。若我想为自己辩护，就要坚持老板告诉我的话。

    两名警察交换一下眼色。第一位警察说：“你刚才说你们公司的名称是什么？”

    “你刚才没有问我。是真酿麦酒公司。不过载这些泰迪熊是我们老板私下要求我帮忙的。”

    “私下？他喜欢泰迪熊，是吗？”

    我说明长渠馆举办慈善野宴的事。

    “我想我们最好看一看那些泰迪熊。你介意打开其中一箱吗？”

    我不知如何是好而局促不安，我说：“这不是我的，我必须被授权。”

    巡官点点头。

    “你可以告诉它们的主人，我们已表明自己是警察，并且要求你合作。我想这样你会愿意合作吧？”

    我拿出一把小刀，头颅内的脉搏依旧碰碰响，我顺着封箱胶布划开一线。

    “把东西拿出来，小姐。”

    我拨开一层泡绵——当我看到二十五只黄色的小泰迪熊五排并放在聚苯乙烯塑料上方时，一股解脱之感贯穿全身。

    警察坚持要我提起每一排泰迪熊，直到他们看完箱子里的两百只熊为止。他们接着要我打开其他的纸箱。抗议无用，他们显然期望找到什么东西。每翻开一层，我照旧感到一阵紧张，然而，却只有一排排泰迪熊无辜地望着我，直到全部货品都检查完毕为止。

    探长拿出其中一只熊，仔细翻转检查全身。他和另外一名警察后退几码去商议事情。我看着他们扭曲泰迪熊的头和四肢。那名探长摇摇它，凑近耳边听听看，又拿到鼻前闻一闻。假如我不是被他们的怀疑弄得很忧心的话，这一幕实在相当可笑。

    不管他们做了什么决定，都需要请示上级。因为我看那名探长走向他们的车子，使用双向无线电话。

    我借由把纸箱重新装好来控制自己的焦虑不安。最后两名警察终于走向我。探长把泰迪熊交还给我。

    “看在你合作的份上，小姐，我不把你超速的事报告上去，但记住这是个严重的警告，时速限制对你自己以及其他的驾驶人都是一种保护。”

    他没有提起任何有关熊的事。我喃喃讲了些应付的忏悔话。最后那两个人回到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