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可能我把昨晚想到的赋予了过多的意义，特别是在哈利的话上面。要是我意识到这些故事的关联性后还能安稳地睡上一觉，那就太不现实了。我知道，第二天早上我去上班的话，不会像往常一样平淡无奇的，但即便如此，我也很难控制自己的意识不去这样想，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我自己把自己带入了这种地步，正是由于我两天前的那个决定，我昨天带上了之前办公室里那一盒子我已经清理好的东西，打个出租车就回家了。尽管我这样做了，但是我知道哈顿会说这是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决定：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违背了公司里我的工作伙伴的意愿。

    在瑞秋死后的几个月里，我发现工作场所似乎就是一个庇护所，是一个我可以不用想那些复杂而伤感的问题，只需要做安排的事情就可以了，而不用考虑其他正当的逃避理由。当然我也没有立即回到工作岗位，尽管在瑞秋死后的第一个早晨，回家后，我本想要去的，但是我没去。

    周二午饭时分，我给前辈打了个电话并说明了我想回去的意愿。他很直白地告诉我一个事实，从现在开始，我肯定是不会有什么顾客合同的。关于这点，我心里很清楚在我还处于保释期的时候，是不可能有的。虽然我有些伤感和不情愿，但我最终接受了这个事实，说我只是想和我的同事们在一起工作一段时间，直到那些媒体记者不再这么热衷于我的事。我头脑非常清醒，我必须在那里，我必须做些事情，无论他们需要我做什么。我必须忙起来。

    记得我准备好去工作的时候，已经是周三的早上了。穿好西装，系好领带，拿起包、钥匙、钱包和手机，准备打开我公寓的前门。当我想让自己走出门的那一刻，我竟感到恶心，双腿突然彻底无力，瞬间就瘫倒在了地板上，低垂着头，双手捂脸。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是遇到了跨不过去的坎儿，难以让自己面对其他人了。

    之后的两个星期，我一直待在家里，等待着回到牛津参加第三次审讯，也就是在那次审讯后，我被无罪保释成功。在这期间，有个侦探偶尔来过我的公寓，想要问些瑞秋的事情，有的时候还带些信件让我看看是不是能给他们提供些线索，有的时候又是些照片，问我是不是认识那些人，是否了解照片中发生的事情。除了这些，再也没有人来过我的公寓了。

    我告诉那些想问我问题，可是我却更想问他们问题的人，现在，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我曾有一两次想出门，但却发现异常困难。不仅仅是因为每天活得没有目的，出门也没有方向，而且我竟觉得自己有种难以置信的奇怪的脆弱感。我心中的悲伤似乎涌到了一个极致，以至于当我沿着沟渠走的时候，我甚至出现幻觉，感觉有人在踢我，在打我。第二天当我再次尝试着在那儿走的时候，被打的感觉已不存在了，但却真实地感受到一种害怕被攻击的感觉。当我通过下面第一座桥的那个路口时，我不由自主地回头，真实地感受到有个人在另一端等着攻击我。

    我放弃了散步，便回家在阳台上度过了几个小时。不断地挖着盆栽，重新种些植物，再除下草，重新绑好倒下的茉莉花，并且扫了扫那些板子上的泥土，把我自己弄乱的这一切又打扫干净。当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做的时候，我又爬上床，终于被全身的疲倦感给淹没了。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睡，我几乎没做其他事情。

    在那些夜晚，睡不着的时候，我会披上羽绒服，偷偷走上阳台，就坐着那样看着天空，想念瑞秋，想念那段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直到夜色越来越黑，渐渐感觉到凉意的时候，我又躺回床上。大多数的时候，我都是躺在床上，就睁着眼睛想她一整晚，想着警察怎样将她的身子解剖成碎片，连同我的一起，怎样把他们所发现的理顺，再次检查，然后找到结果。

    他们对瑞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