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了解甚至比我还多。那些夜晚，我是多么希望她在，多么希望她就躺在我身边，听着我告诉她发生在我身边的这些事，这样当我哭着睡去的时候，她才能抱住我。

    回到工作岗位，其实是一种逃避。我尽可能地投入到我们在做的那些案子中去。因为紧张感、焦虑感和价值大到荒谬的工作，足以让我不再去回想公寓里的那跌入深渊的两个星期。我身边的人也似乎都很知趣，不约而同的谁也不提起之前的事。当我从牛津回来后，收到了很多的卡片和信件，心里很感激，但是我仍不觉得自己会跟他们敞开心情去叙述这件事情。

    当然，他们比我更乐意接受我这样的做法。在我第一天进入办公室的那一刻开始，就能感觉他们的安慰已经到了嘴边，但没说出口。他们的沉默，让我感觉到在我离开的这一段时间，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我也不会看任何新闻，读任何报纸。那些为了跟上世界的节奏，必须知道的信息，我的秘书会在每天我进办公室之前为我筛选好，放在我的桌上。就是用这种不闻不问不提及的方法，我暂时控制住了内心极强的情绪。

    我不想也不敢去理会这个世界发生的一些与之有关的事情，甚至它们离我越远越好，这让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北极探险家，健步走过一个冰冷的荒野，离那些报道我故事的报纸相距数十万英里。

    其余的时间，我都是在认真地工作，就像自己是一台冷冰冰的机器一样，很少有强烈的情感，除了因为事情不顺利，或是有人做事没达到我的标准的时候，有些许愤怒和沮丧。

    我多么想关掉我耳朵的接收器，如果这一切可以供我自己控制的话，思想的接收器也要一并关掉。因为我知道一切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关于瑞秋死亡的消息还是会传到我的耳朵里，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总是会在工作上表现出漫不经心，开始犯些错误。

    我很惊讶也很恼羞自己这差劲的表现。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是拼命地工作，为了想要给上司留下一个好印象，他们不仅能有预见性地找出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小纰漏，甚至能超出能力地去重新分配精力做更多计划外的事情。而这一切却让我充满了无力感。

    之后在八月的某一天，具体地说也就是瑞秋葬礼的一周后，我不想再这么不明朗地生活和工作，感觉自己不能再忽略以前犯过的错误，应该要开始振作起来。

    我试着重新去认识我的工作。在客户文件夹里有封过时的信，是附在一张绿色的纸上面的，左上角还有我的签名，当我注意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都有些怀疑，我会不会不记得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直到律师看着我，似乎在告诉我，关于文件夹里的工作，需要我的支持。相对于我这段时间处理的小规模的和解案例，我整个这一年度营业额的贡献也在相对减少，意味着为了这可预见的未来，在文件中我得为过去所发生的这一切写封道歉信，而且要影响我的酬金。

    直到一个月以前，就像以前每年一样，我又再次被要求填写这样一张表格，通知我们保险公司的潜在赔偿责任，因为我们的过失，公司向第三方寻求赔偿。信件还附有表格，要求我列出所有我以前犯过的或者是感觉犯过的错误和纰漏，或者是怀疑别人犯过的错误。

    当我坐在桌边，准备开始写我的名字那一刻，感觉自己要坦白一切似的。本身错误都是很小的，但是我再也不能假装这些错误与潜在的后果没关系，而是得认识到每个细节决定了成败。

    在考虑到我犯的都是一些小错的时候，我的工作伙伴们都比较宽容我，所以他们在写他报告的时候，都会美化一下我的处境。经过公司共同协商之后，作出了妥协，在我接受去看心理医生的情况下，我才被承保人同意继续留在单位工作。

    我的悲伤是很能让大家理解的，但是确实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