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乔安娜！”

    加达斯茫然问：“哪个女儿？他们不是才领养了一个巴西女孩吗？”

    “对，就是那个女孩，小帕梅拉，她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昨天才去世的。”加达斯的心揪紧了：“什么病？”

    肥胖的黑人老妇揩着泪，悲伤地说：“是癌症。太可怜了，浑身长满了癌肿，连身形都变了，才两岁的小女孩呀，愿上帝收留她的灵魂。”

    按照邻居的指点，加达斯立即赶往仁慈墓地。等他赶到时，送葬的人群已经离去。加达斯买了一束白花，向守墓人问清了帕梅拉的墓茔的方位。一排排大理石墓碑无言地排列着，小径上的青草在微风中摇摆，帕梅拉的墓前点着蜡烛，堆满了鲜花，鲜花上肯定浸透了父母的泪水。墓碑上镶着女孩的照片，还刻着一行字：帕梅拉·迪克2017年元月2日——2019年6月24日加达斯在这一刹那惊呆了。

    完全惊呆了。因为看照片的第一眼，他忽然以为是斯塔死了，是斯塔的照片镶在这里。没错，帕梅拉和斯塔的面貌完全一样，年龄也大致相同。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加达斯对自己解释，一定是巴西一家贫穷的黑人夫妇生了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送到了圣贞女孤儿院，又被谢克利夫妇收养；另一个也没有留住，卖给走私婴儿的蛇头，恰巧也流入美国——但这未免太巧合了。当你随机选取了3个人进行调查，却发现了两个完全相同的面孔，那么最可能的结论是：这种面孔在人海中不会只有两个。

    何况，加达斯冷冷地想，科学已发展出了制造“同样面孔”的手段呢。在克隆人已出现过的今天，如果一昧相信这是巧合，未免太迟钝了。

    他把怀中的花束安放在墓碑前，端详着碑上的照片，沉思了很久。她确实和那位健康强盛的斯塔长得一模一样。目前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两人仍可能是双胞胎、三胞胎而不是婴儿工厂的产品……加达斯忽然噤住了。婴儿工厂，克隆婴儿的工厂！他脑海里无意中滑出的这个词，正是他在下意识中已经揪住的答案啊。

    他现在该做的，就是去证实或否定这个揣测。

    把汽车开出停车场时，他忽然又想到另外一点：父亲如此热情地支持自己进行这项调查，是否他已有同样的怀疑？父亲没对自己说破，大概是想锻炼儿子的观察力吧。果真如此，那么三个调查对象中出现两个相同面孔就不足为奇了，相信这个名单里还有更多的斯塔和帕梅拉。

    看来，这次基于“哲理意义”上的社会调查恐怕要突然转向，转到更紧急的问题上了，他想。

    守墓人说那对夫妻开着一辆福特，相当破旧，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加达斯在回程中开得飞快，不停地超着车，快到迪克夫妇所住的街区时，他发现了那辆破旧的福特。他追上去与福特并行，看看侧面的车窗，立刻知道自己找到了目标，那两人的悲伤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他隔着车窗大声问：“是迪克夫妇吗？请停下车。”对方听见了，点点头。他超过去，一直开到前边的停车区停下车，福特也缓缓地滑停在后面。那对黑人夫妇下了车，悲伤中略带困惑。从两人的穿戴看，显然他们是低收入者，头发花白，满面皱纹中镌刻着岁月的沧桑。加达斯趋步上前，紧紧握住戈顿的手：“迪克先生，我刚从仁慈公墓过来，在令爱的墓碑前献了花。在你们的悲痛中来打扰是不恰当的，不过我想，多一个朋友分担痛苦，也许对你们是个安慰。”

    乔安娜用手帕揩着眼泪，声音嘶哑地说：“谢谢。”

    “前边有一个酒巴，我想请二位喝一杯，顺便问一件有关帕梅拉的小事。可以吗？”两人点头答应。他们上了车，开到山脚下的“老橡树”酒巴。老板是一个长满胸毛的中年人，客人不多，他自己兼任招待。门旁的桌上坐着一个妓女模样的女人，她放肆地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