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将领隐隐分成李、王两派，即便是李宪并没有刻意要在军中培植自己势力的意图，这也绝非是李宪愿意看到的局面。本来李宪还担心以王厚为经略使会带走自己部下的精锐部队，但他从皇帝口中探出吕惠卿与石越的策略是从各军中抽调部队组建新军时，便放下心来，在皇帝面前大力夸赞着王厚的才华。

    赵顼素来信任李宪，征询过李宪的意见后，赵顼便几乎已经拿定了主意。但无论是从惯例还是谨慎的考虑，他都必须再询问枢府的意见。

    然而，出乎赵顼的意料之外，文彦博对此做出了激烈地反应。

    尽管宋朝的祖宗之制规定两府对掌文武大柄，在某段时间内，也出现了重大军事决策完全不通过政事堂这种令宋朝的宰相们感到尴尬的窘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仅枢密院的长官们开始大量使用文臣，政事堂对于军事决策的发言权也在逐渐加强，政事堂侵削枢府职权，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趋势。这种势头，本来就让文彦博感到很不满，这是他极力想阻止的事情。而在事先达成了默契——益州巡边观风使与经略使由两府分别决定的情况下，吕惠卿全然不征询枢府的意见，径直向皇帝推荐自己的人选，自然更是被文彦博视为一种挑衅。在他看来，这与当年王安石另设机构，悍然剥夺枢府对武官的人事权，几乎是同一性质。名义上两府对掌文武之柄，实质上却是政事堂越来越凌驾于枢府之上，并且其姿态越来越肆无忌惮。而皇帝的态度更让文彦博觉得无法容忍——皇帝不慎重征询枢府的意见，仅将枢府与枢密会议视为例行公事，却只是信任一二亲信大臣的意见……加上文彦博对于重新征召王安石，本来就非常不满，只是因为恪守事先的默契而一直隐忍不语。此时吕惠卿的挑衅、皇帝的轻视，还有对石越的种种不满，各种情绪累积，便借着这件事情，全部发泄了出来。

    王厚与慕容谦是不是经略使的适当人选，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文彦博借口二人年纪太轻，朝廷从未寄予方面之任，断然否决了二人的任命。他上表推荐宿将林广为经略使，并且不客气地批评皇帝“亲小人，远君子”，又列举王安石种种行为，大翻熙宁初年以来的老账，预言此人一出，天下不安。西南夷之乱还只是疥癣之祸，而王安石复出，则是腹心之患。

    皇帝一直担心朝野党争再起，却没有料到，远在金陵的王安石还没有消息，益州路的局势还没有完全弄清，熙宁初年的激烈党争，似乎又露出了苗头。

    赵顼对文彦博的这些行为，同样十分不满。但文彦博是他尚需倚重的枢密使，又是三朝元老，北方士大夫的领袖之一，如此身份，让赵顼不得不加以优容。然而，他心里的恼怒却也无法平息，他隐隐觉得文彦博太过于倚老卖老，不顾全大局。对于皇帝而言，王安石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段君臣相知之义，不仅仅是明君贤臣的千古佳话；王安石还是他统治的前半期的标志。当年他以一腔锐气，锐意图治，整个朝野中，真正能支持他改变国家命运的名臣，便只有王安石。大宋能有今日之局面，王安石功不可没。从政治现实来说，王安石亦是朝中坚决支持变法的官员的旗帜，赵顼内心深处对于新党的贡献是非常认可的。文彦博对王安石的批评，是赵顼无法接受的。而他反对王厚与慕容谦的理由，更不能成立——王厚未曾寄方面之任，林广又何曾寄过方面之任？几年以来，林广一直在河朔军中为将，而赵顼征询过所有文武臣工的意见，却都认为平叛必须以西军为主力。身为枢密使的文彦博，反要让一个河朔军的大将来当经略使，渭南兵变殷鉴未远，他不是老糊涂了吗？

    不过，内心的不满归不满，文彦博毕竟还是举足轻重的元老重臣。赵顼并没有如对其他臣子那样训斥，甚至也没有留中，反而派使者去安慰文彦博，表示他会重视“文公”的意见，会再慎重考虑经略使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