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四处风光，顿顿两个菜一个汤！老几心里说，错了，三个菜一个汤。

    河北人拿着解放军的枪，一副准备射击的姿态。谭队长走到老几趴着的凹荡前面，用脚把老几跑掉的帽子勾起来，又用脚直接甩了老几两脚。老几说土豆田里犯人们逮到的那只兔子如果是种兔的话，就可以证明他不是逃跑，而是接受了命令去追价值不菲的种兔。

    谭队长朝狂欢的犯人们叫喊起来，问他们逮到的是不是一只种兔。犯人们说是的。谭队长又说，谁也不准动兔子一根毫毛。犯人们回答说，对不起，这道命令下得太晚了，兔子已经没毛了――连皮都给放在火上烧了。河北干事不动声色，嘴角翘起两撇得意――物证销掉了。

    河北干事和老几在六中队的队部办公室开始了对质。河北人不管老几的陈述多么合逻辑，就是咬定老几是借追兔子逃跑。谭队长说：“那好吧，先关两天黑屋再说吧。”

    河北人亲自押解老几进了那间一大半沉在地下的黑号子，枪口毫无必要地抵住老几的颈窝。

    根据我祖父的记载，我能想象出那个黑号子。一个叫做左之辉的汉口人1961年春天就死在这黑号子里。他也是1954年肃反的那批犯人中的一个，罪行是偷听敌台并传播美蒋反攻大陆的消息。一次在青稞地里播种的时候他跟一个干部顶撞起来，当时的队干部是个刚从福建转业的残废军人，在田头组织了批斗会。他把会场交给加工队掌握，自己骑马去检查各块田地的工作。谁都知道，他这样做是放手让加工队体罚，事后他再跟加工队来一场“周瑜打黄盖”。加工队找来一根绳子，一面把汉口人往电线杆子上吊，一面问他看见台湾和美蒋没有。汉口人很蠢，对加工队的“刑罚杂技”挺配合，一口一个“看不见！”绳子便一直拉，左之辉给拉到电线的高度，绳子松了，加工队员们说，那就算了吧，等哪天建了瞭望台你再上去望蒋盼美吧。左之辉摔落在草地上，骨头并没有如加工队所期那样被摔断。当晚他被送进黑号子，第二天早晨送早饭的执勤犯人发现他已经死了。

    还有一次黑号子关的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那是1959年，来了一大批新犯人，都是叫做右派机关干部。老犯人一般见了新犯人就像蚊子闻到血一样，一窝一团地扑上去。所有的新犯人都急于想听到当地气候和该监狱生活条件的介绍，马上跟老犯人开始了紧密接触。等到老犯人离开，百分之八十的新犯人都发现自己的东西丢失了。他们向管教干部反映情况，干部们让新犯人到老犯人里面去辨认，被辨认出来的就关禁闭。所有犯人很快发现，当了贼反而合算，不需要下地和上砖窑干重活儿，每一天都成了礼拜天，躺在帐篷里补觉。于是产生了一大批窃贼。人人都明火执仗地偷别人东西，而被偷了的人也不去告状，以免让那人先占有了禁闭的名额，只是设法再去偷别人的。丢了牙膏的人不去偷牙膏，而去偷大号搪瓷缸，因为大号搪瓷缸可以烧煮吃的，利用价值比较高，所以一个大瓷缸可以换到一块旱獭皮，而一块旱獭皮能剪出一对防寒鞋垫，这样的防寒鞋垫可以换三管牙膏。盗窃风暴席卷各个号子，为了被惩罚去坐禁闭。干部们只得调整对策，把偷得最厉害的窃贼关进黑号子。被关进去的时候干部数了数有九个贼，一个礼拜放出来之后，干部就没有再数人数。此后好几天的早点名，干部们也没有在意少了一个人，以为其他干部作了主把那个人继续关黑号子。到再次把某人关进黑号子的时候，才发现里面留下了那群贼当中的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死了的是个贼王，趁着深不见底的黑暗偷窃其他贼的馒头，而那八个贼也趁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揍他。大家都认为黑暗里出拳头出脚反正没人看见，于是就把贼王给揍死了。

    1964年夏天，老几被河北干事塞进了黑号子。虽然在梁葫芦临刑之前，老几下过黑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