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天涯饭店，在楼下商品部消磨了几分钟时间，然后乘电梯准时去按响他的办公室门铃。迎接我的是个金发碧眼留须的中年男子，他说他就是我要找的Ｄ先生。

    没有客套和寒暄，他接待我的最高礼仪是一杯咖啡，并询问我是否要加糖块。我说，“我喜欢苦，苦可以提精神，我已经一夜未睡了。”

    “就为那只鸟儿？”他十分好奇。

    “是的。”

    他说刚才倪小姐已经给他打来过电话。一是因父病危向公司请假，二么告诉他她父亲的一位朋友要来跟他谈鸟事。至于我为什么要为这只鸟儿来找他，她说在电话中无法说得清楚，我会代她说明白的。

    我空腹灌下一杯热咖啡，当真有了些力气。按照欧洲人的礼仪，喝咖啡要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品味，不能喝出响儿来。我此时已经顾不上这么多，喝咖啡的劲儿像在劳改队“嘿喽嘿喽”地喝菜汤一般。然后，我向他道歉，表示自己今天是知礼而非礼，实在是出于心情之焦躁干渴。

    他很欣赏我的真诚，马上拿来咖啡壶又给我续上了一杯，并拿来一块三明治为我解饥。我是在边吃边喝中，对Ｄ先生讲述了倪翔的往事的。Ｄ先生双手手指交叉在一起，听得十分认真，待我用一刻钟的时间，把倪翔的命运和这只鸟儿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阐述得一待二楚之后，Ｄ先生显得十分惊奇：

    “您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只好道白：“我们是一起走过这段风雪交加的泥泞道路的。”

    “您不是在编小说吧？”他诙谐地耸耸肩膀，“倪小姐告诉我，说您是位作家。”

    “对您说的不是小说，但是我要把倪君写成小说的，因为在中国知识分子群落中，良莠混杂，具有倪君这种精神的，为数不是太多！”

    Ｄ先生异常激动，听我叙述倪翔在“太阳岗”的归途上跌落雪谷以及在矿山编织鸟笼的往事时，几次从沙发上站起，走向从屋顶垂落到地面的茶色玻璃窗前，遥望光怪陆离的街市以及街市上潮涌般的人流，当他最后一次回过身来，慢慢踱步回到沙发旁时，严肃而真诚地对我说：“非常感谢您给我上了一堂中国的历史课。我向倪君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致敬！”

    “感谢您的理解。”我看看手表，借以暗示时间对倪君之宝贵。

    “跟我去提鸟儿吧！鸟笼挂在我公寓的阳台上。”Ｄ先生穿起一件黑色风衣，整了整喉结下的领带，便和我一起走出天涯饭店。

    不一会儿，我俩就坐进“奔驰”车里。他亲自开车，我坐在他的旁边。

    “叶先生，我能不能向您问一个问题？”他沉郁地看了我一眼。

    “当然可以。”

    “倪红小姐作为他的女儿，理应比您更理解她的这位可敬的父亲，是吗？”

    “我想是的。”

    “但是……但是……为什么她不顾她父亲的感情饥渴，而把这只鸟随随便便卖给——不，送给一个外国朋友呢？”

    我一时被Ｄ先生问哑了。

    “当然，在我们西方世界，金钱无疑在生活中是重要的，但是有良知的德国人，还是把感情视若金筑王冠上的宝石。您认为这种比喻，符合中国人的生活观吗？”

    我敏感地意识到Ｄ先生的话锋，是对着倪红行为而来的。我立刻为倪红解释道：

    “倪小姐对她父亲的过去，知道的没有我多。我和她父亲‘同窗’二十年……”

    “您在为她辩护。”Ｄ先生淡淡一笑，“这么一位可敬的父亲，作为女儿的倪小姐，不但应当引为光荣，而且该百般爱护他的一切。倪小姐此举，显得太轻率了。一个能亵渎父亲感情的女孩子，也能戏弄别人。”

    我当真是无言以对了。因为Ｄ先生对感情世界的悟觉，与我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