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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下篇(10)-无水的干湖与有水的深井
    我是用薄薄的几片艳纸、在那间属于我的窑洞里,开始了我17年后的笔耕的。首先涌进我的创作天地的是昔日我在团河农场劳改时;那两只被异化了的白天鹅。当时在我们的园艺大队队部,有两只被劳改干部剪去了一圈翅膀的白天鹅。

    它的故乡在东北的兴凯湖。那儿劳改农场的头头,不远千里把它送到了北京近郊的团河。天鹅本是鸟类中最为温驯的动物。早年我当记者在北大荒采访时,当地的老猎人告诉我,它不仅仅天性柔顺,而且绝无其他鸟类互相格斗的恶习。但是在劳改队的这两只天鹅,在劳改干部的调教和劳改人员的挑逗下,渐渐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本性。不知它是怎么养成区分两种人员的本领的——我们劳改成员,偶尔去大队部办事时,那两只美神便立刻变成了凶神,扑打着飞不起来的双翅,主动向我们发起进攻。这件事儿,对我的刺激极大,那美神何以会变成了一只长翅膀的“狼狗”?

    非常有喻世意义的是,有一年的春天,天上的一群白天鹅,由南方北去。当它们飞到同类窝居的上空时,便缠绵悱恻不忍离去。当时中国还没有爱护鸟类的意识,一位农场场长,开枪射落了其中的一只,按着人们的一般思维模式,把受了伤的那只天鹅,放到它的同类中去豢养,一定能把它驯化成地上的地鹅。谁知,事与愿违。第一,那两只早已异化的同类,对这个外来的天鹅成员并不友好,它们把它视若异类;第二,那只天上的美神,拒绝接受进食,直到绝食饿死。由这两只白天鹅,我联想起昔日北京大学西语系讲师黄继忠,他在被划为右派后,因老婆离婚几个孩子没有收养人,黄只好将其带进了劳改队——那可怜的孩子,也像那两只白天鹅一样,经受着环境造成的另一种异化——我便将那几个娃儿,浓缩成为一个,并与白天鹅写在了一起。这就是后来在80年代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最早的雏形(小说问世后,当时已是北大西语系系主任的黄继忠,曾先后给我来过两封信,表示他对一个中国作家勇气的敬意。之所以如此,因为这篇东西,先后经《人民文学)和《十月)两大刊物的审读,都因其政治内涵而未能披露。后来巴金及其女儿李小林路过北京,拿到《收获)上发表了)。

    若不是当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我的那篇小说,就在窑洞中完成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使我的小说写作中断了,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太刺激人的中枢神经了,它迫使有良知的中国人,把视线的焦点立刻转移到了中国那雪上加霜的政局。记得在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三天,陈大琪把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面色严肃地对我交代了一项紧急任务:山西发下来通知,每个单位都要有专人负责关注震情发展。我们的中队院外,有一圆口形的水井,要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去丈量一次井水的升落情况,并每天作出记录,向中队汇报。

    伍姓湖学大寨学得干了底儿,但是那口井的水,却根深很深。每天早上,劳改成员们还没起炕时,我手拿一卷米尺,到井边伏下身子,把井水离井口的高度记录在案;晚上,我手拿着一只电筒,再重复一遍早上干的工作。量完之后,我要到陈大琪屋子里去当面报告水情。有一天,他忽然让我在屋内坐下,并关上了屋门对我说:“你看,是不是要发生地震?”

    我说:“水位没有什么变化,我看不出有这种迹象。”

    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好像并没留意我的回答。

    “咱是说……是说……别的地震!”他转了又转以后,终于道出了他的担忧。

    我最初以为他说的是别的地方要发生地震,但看他神色饱含着惊恐的样子,我立刻意识到了这是一句隐语——它一语双关,随便别人作出什么解释。当时正是“四人帮”登基夺权到了急不可耐的时刻,这句话的政治含量,显然是超常沉重的。我惊愕地低下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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