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有各的小桌，哥哥照顾妹妹，让她住里面有窗户的明亮部分，妹妹也体恤哥哥，便在书橱分割时，尽量扩大哥哥那一部分，而嘹嘹所在那部分时常开着台灯，也便并不怎样感到阴暗。

    那时候那一带一大片陈旧乃至破朽的平房之中，只有那几座红砖的单元楼。有一回他去看阿姐，阿姐刚买菜回来，在楼梯口正好遇上，阿姐边带他上楼边笑着说：“那边自由市场的小贩都知道说：您住大楼的，还在乎一分钱两分钱的……嘿嘿，我们这就算‘大楼’了么！”

    还有一回勇哥告诉他：“修理电线的电工刚走，他问：您这单位住几口人呀？我说四口，他嘬嘬牙说：您这么大的屋子统共才住四口人……我跟他说我这儿还不够呢，我眼看就大儿大女了，还缺一间，他就说：妈呀，我们家七口人才两间，还是平房，也没自个儿的厕所……”勇哥笑了笑，重复那一句：“您这么大的屋子统共才住四口人……”

    勇哥有一笔数目不算小的复员费，他们一搬进那单元楼，便买下了一台14英寸的日本松下彩色电视机，成为家族中最早看上彩色电视的一家。

    但是那楼房不通管道煤气。阿姐勇哥他们借到了液化石油罐和灶架，做饭倒还方便——尽管换罐的地方离那里极远。那楼房也没有暖气——说是要安装暖气，后来也果然又凿墙又穿壁地安装了管道和暖气片。但因为地皮呀归属呀种种的扯皮事，锅炉房总建不成，好几年都只能是一入冬便家家烧煤炉子取暖，阿姐他们只在大屋里安了煤炉，嘹嘹、飒飒那边屋只好任其成为“冷宫”，实在那边也无隙再安插煤炉；安煤炉带来了一系列败兴的后果，屋子空间因而变小了且不说，为通出烟囱去不得不取下一块玻璃改装成带圆孔的三合板，为加煤方便又不得不在炉边靠墙码上几摞煤饼，而一擞炉子便满屋飞舞着煤灰，倘火没封好炉子熄了，为重新点燃发火煤，往往要烧掉许多报纸和劈柴，弄得屋子里浓烟滚滚……更何况还要去煤铺买煤、往楼上搬煤；有一天早晨阿姐、勇哥都感到头晕欲呕、浑身无力，显然是中了煤毒，又不得不从此注意开窗，并常常为封火的事、炉门是否保持通畅状态、烟囱是否已被烟灰烟油堵住……而争吵、担忧，到头来还发现枕头被子一冬里全免不了有一种煤烟熏过的气味，刚穿上身的衣服，一转眼不知怎么的，就上了煤黑或被滴上了烟囱缝滴下的烟油……

    “大楼”之说和“统共才住四口人”的话茬相继湮灭。附近盖起了一些有双气(管道煤气、暖气)的新楼，三亲四友陆续住进好房子的消息不断传来。而更重要的是嘹嘹和飒飒都呼呼呼地往上蹿更往宽处展，飒飒渐渐要求在书橱隔开后的空隙处再挂上门帘，又渐渐要求嘹嘹“到那边屋里待一会儿去”，自己红涨着脸匆匆地奔波于厕所、厨房、水池和自己卧室之间……

    阿姐搬进那单元不久便调换了工作。主要还不是为了专业对口。阿姐在“文革”前工作的那单位欢迎她回去，但她坚决不去。她对那时候每天来回挤公共汽车上下班的苦楚记忆犹新，现在离那单位更远上了一倍，怎能考虑？食品研究所从地图上看似乎离得不怎么远，但从住处去得换两回车，下车后还得步行十多分钟才能走到，必须调离。最后阿姐从地图上找到了一所从她家附近搭公共汽车可以直达——尽管几乎要坐满全程——的一所学院，偏巧鞠琴姐又认得那学院人事处的一个什么人，联系了一阵，便调成了。阿姐到了学院便满脑门子心思要评上副教授。她似乎想把前一二十年让生活给颠簸光的东西全都急茬儿地给找补回来。

    不记得是住进那二商局宿舍的第几年，反正有一回他又去那里看望阿姐一家，一进屋发现阿姐正在发怒，她用火筷子使劲地捅着炉子，炉子里窜出一股热烘烘的煤灰，勇哥在一旁对她说：“你越捅那不就越灭得快吗？”

    阿姐衣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