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进。后来八娘更发表了许多养蜂方面的研究文章，记得有一篇也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几乎占了一整版，当中还有若干曲线图、数字表格什么的，那时候中苏关系恶化，中美之间尚无外交关系，但苏、美两国的农业科研机构都曾致函《人民日报》社，要求与八娘取得联系。

    我提起这些“当年勇”，引出了曹叔和八娘的怀旧之情，他们便从书柜、壁橱里取出许多卷宗夹和书刊来，坐在沙发上翻检开了，卷宗夹里是许多已经发黄的剪报，他们当年所发表的专业性文章远不止我所记得的那两篇；许多大厚本的农业辞书，编写者名单中都有他们；而《中国养蜂》的合订本更全部都浸润着八娘的心血，她抚摸着那刊物对我说：“你信么？当年专职的编辑人员就我一个，从约稿、改稿、编稿、发稿、画版、跑厂以及寄发稿酬，都是我一个人干，刊物也一本一本地印出来了，现在的刊物呢，动不动二三十个人，唉唉，我们那时候啊……”

    我竭力鼓动他们“重打鼓，另开张”，曹叔深深地叹口气说：“我后来撂下科研搞行政工作去，荒废了啊！”八娘拍打着膝盖说：“完了！你以为写这种文章跟你写小说一样？没有实验设备，没有大量数据，没有最新资料，关在这单元房里啷么写得出来？……可惜啊，当年那些实验课题刚搞到一半，政治运动一来，不是停了就是误了，后来连实验棚也取消了，改成了种黄瓜、西红柿的暖棚，说是那才是直接造福于人民；还有好好的一个养蜂研究所，‘文革’里头说撤销就撤销，十多年以后又恢复，设备、蜂群还好恢复，资料呢？都失散了，莫说有经验的科研人员不好找，就是有经验的放蜂员也难找啊……”

    聊到最后，曹叔八娘一起向我举出一个例子，他们一位好朋友，退休以后一直刻苦地著书立说，写的是一本关于螨虫的学术著作，送到出版社去，编辑看完连称“了不起”。但就是压着不出，因为在新华书店征订，征订数还不到100本，出版社实在赔不起，结果是请作者自己出3000元印，你想搞科研的人哪来的积蓄，何况又退了休，再加上脸皮嫩门路窄，破开脸求亲告友好不容易才凑足2000元，出版社都打算付排了，财务科核算后又让编辑来找他说，如果开印，他需补上的不是1000元而是2000元，要是他不补追加的1000元，那么，印出后就得由他自己销售300本，那作者一听立时血压就上去了，家里乱作一团，后来就决定再等一等，看出版社能不能发一笔财，使几本像他这样的学术著作得以正常开印，这么一等就是3年。有一天有人给那作者带来一本国外这方面新出版的书，那人也是多事！何必给他看呢——谁想到他一看，竟晕过去了，醒过来以后脾气变得暴躁不堪，家里人注意不够，几天以后无端地一发火。顿时就脑溢血去世了！原来国外那本书展示的是当年国外某科学家在那一课题里的最新成果——而那成果在我们中国这位作者的书稿中早已显示了！

    “所以，我们也就不作此想了……”讲完他们朋友的这番遭遇，曹叔把摊放一茶几的书本收敛起来，向我宣布，“我离休回家以后，就练字吧，我喜欢书法……”八娘则若有所失地喃喃自语：“唉唉，小涧算是落实了，还有小沁、小涓啊……”

    19

    这以后我搬了家，搬得离曹叔八娘他们很远，加上我陷于名利场中，整天瞎忙活，所以很少去他们家了。涧表妹倒时不时到我家来打一头。后来她有了儿子，就带着儿子来。

    涧表妹到我们家后，说话里总少不了一个符号，比如：“这件衣服的色调晓强就觉得好”，“要依着晓强的脾气，他就不看这个节目”，“你写累了应该做一套就地保健操，不离开座位都行，就像晓强那样……”开始，我和爱人都抓不住这个符号，不免问她：“谁觉得好？”“谁？什么脾气？”“像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