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班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但很多时候都是我最後一个离开。关上电脑关上影印机和冷气机，转头望一下黑沉沉的办公室，电话不再响起，响也没有人会再接听。电梯走廊也是黑灰灰的。叮的一声只有我一个人步进电梯，灰灰黑黑的无声向下沉，我见到水银壁面里我自己灰青黑没有甚么表情的脸孔，和每天早上每一班地车所有挤上班的人的脸孔一样；没有甚么值得有表情的事情发生，最有表情的是广告脸孔，因为那是个虚幻世界。

    走出黑灰灰的湾仔街头，对面是垃圾站，扬著我怀疑的臭气，但我已经习惯了，我无法再可以嗅到臭气，只是头脑还半清醒的告诉我：一定很臭。

    街道有那么多声音，对街不知甚么地方在十几楼，有一群狗在狂吠，每天如是。

    但我觉得很静。我一点甚么都听不见。

    内里有耳。只听到静默的声音。

    如果我舞，我再也不需要音乐。

    「因为很开心，所以忘记了自己有病。」

    自从我姊姊割掉声带失去了她的声音以後，她开始写。

    「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著了便没事。」

    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在医院里她有一块小孩学字用的手写板，医院给她用的。不光是她，因为病房是耳鼻喉科，病人都割掉喉咙，或鼻子，或者食道的某一小段，所以病人都会有这样的一块手写板。

    这真是间好房，很静。

    ※※※

    伤口痊癒以後，她就随身带一个小本，写。

    「我喉头有一个洞。」她写。我偷来作了一首小诗。

    因为声音太多

    她喉咙就有一个洞

    吸菸的时候插著

    他们都说很性感

    「还有没有抽菸？」我问。

    她笑著摇摇头。怎抽？如果她可以说。

    她没话。所以就微笑。我从来没有见过她那么多的微笑。

    就像回到她的年轻日子。她是个爱笑的女子。

    没了声音她还可以打电话。我另一个姊姊打长途电话给她。我说：你怎么接。她有一个扩音器，按著脸颊可以将声音扩大发出。但她不会说话，也不肯去发声会去学。失掉声带的病人有个志愿组织叫做发声会，一个星期两次教病人发声。我姊去了两次就没去。「发声很辛苦。」她写。所以有扩音器都没用，只会发出一些低音哇哇像青蛙一样的怪声。但她一样拿著话筒和我另一个姊姊讲长途电话。那头问，她就拍打电话，是就一下，不是就两下，不知道就三下，电话密码一样拍拍响。

    一次她发高烧，肺炎，不肯入院也不肯见医生，我正在上班忙得发疯，打电话给她叫她入医院她就拍拍，拍拍的说不。我说了半个小时，原来和一个没有话的人都可以在电话上讲半小时，我就说我真的不想讲了讲也没有用你也不明白我还在上班，她很生气就搁了电话。

    後来她还是进了医院。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写：「实在不想再进医院。」

    还张著喉咙去打麻将。我给她一点小钱做麻将本。去打吧，我说。喜欢做甚么就做甚么，喜欢吃甚么就吃甚么。

    跟她说完，回心想，我何尝不需要如此。

    没有声音，怎打麻将？怎上？怎碰？

    她拍拍台面，表示：碰。吃胡不用说，将牌翻开就胡了。

    再一个姊姊从英国回来看她，她们手拖手的天天出去逛街。姊姊走了以後姊姊就开始病，又入了院。出院以後我上她家看她，她给我看姊姊给姊姊的几封信。姊姊写：我在飞机上一直想著你不知你在做甚么，你睡了觉没有不知痰还多不多，晚上可不可以睡上两、三个小时。我下了机转了巴士回家，我想这个时候正是香港的午夜两点，你可能刚睡了。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