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FBI有着天壤之别。电影里的FBI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你想好了吗？”理查·福茨恢复了中文，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的滑调了。

    “什么？”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

    “我告诉过你了。”

    “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

    “我说了，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是在地铁站。能不能问一句：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说，“不过对你非常重要。”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一线白牙齿闪着寒光。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这女人二十九岁，学龄混乱，主修文学写作，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手套、皮靴，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才说：“我要是你，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尽量多说实话。”他的中文虽然没得可挑，但说法是纯粹美国的。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只告诉你，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会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谎，因为……你现在讲的句句话都至关重要。我要是你，我绝不会因为把重要的话讲错，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当它好玩，他已经一再示警。事情已经很不好玩了。

    “没错，我认识安德烈·戴维斯是在地铁站。”

    我双手交握在胸前，声音单调。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最好大大方方地扬起手腕。眼睛的动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钟已经过去，审讯大致没有进展，我们可以客气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钟。果然，你看，理查·福茨叹了口气：

    “好吧，”他说，“你在地铁站认识了安德烈·戴维斯？”

    “是的。”我在郊外公路上见到安德烈时，黄昏正在逼近，黄昏十分妩媚，因而阿书的笑容比实际上要妩媚得多。在阿书看，我的姿态、笑容简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网。安德烈的车及时刹在阿书的车后。我看见它是辆七成新的福特，浅蓝色。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北欧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是件深蓝和白色织成的图案，领子一直拉到耳朵。一个年轻的猎人形象，皮肤让雪原辐射成了深色。他问我们的车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帮助。阿书请他帮着看看，年轻的猎人弓下腰，在打开的车前盖里拨弄几下。我注意他浓黑的眉毛不是在纠结而是在痉挛，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觉都抓成一团。然后他抬起头告诉我们：“这车太老了。”

    阿书大失所望，像美国人那样把眼珠翻上去迅速看一眼上天，然后说：“这还用你来下诊断书？”

    他又说：“这么老的车还能动，非常了不起。”

    不久，车在他手下慢吞吞地发动起来。他说：“你看，它没毛病，就是个老东西，该死了。”

    阿书说：“这样好不好？我们跟你换车，你来开这辆老东西。”

    他不置可否，听觉和视觉都留在烂糟糟的车内脏上，以食指和拇指伸进裤兜，小心地抽出一块手绢，是一块折成正方形、在飞快加深色彩的傍晚空间中显得极其洁白的手绢。

    我对安德烈的最初好感，就发生在那个刹那。

    他拿洁白的手绢擦了擦手上的黑色油污，又把它折好，放回去。

    “怎么样？”阿书说，“你来开这老东西？”阿书和美国男人交往起来，总带点儿欺负的态度。

    “那你们呢？”安德烈问。

    阿书说：“我可以开你的车啊。”她让人上当的意思十分明确无误，十分公然，毫无圈套感，因此人们恰恰忽略了：这是一个圈套。她看我一眼，用中文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