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写信给我，让我给他搞一些杂志。开始时我好生奇怪，后来也就想通了。向我索要杂志，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我不比闻山是杂志的宠儿（虽然我也写小说），没有人按期给我寄赠杂志。想通了是因为我意识到闻山此时已身处狱中，和杂志社的关系已经不比当年。别说人家已经停止赠阅，就是主动开口去讨没准也会遭到拒绝。公事公办看来的确是不行了，因此闻山才决定借助于我这个私交的。

    一年的时间里我四处奔走，为他搜罗杂志，由于需要量极大，涉及的种类众多，无法完全自己花钱去买。于是我去求人，说明自己要看，求助的那些人自然是杂志社的编辑朋友。说来可笑，我和杂志社的那点关系还是通过闻山建立起来的。但我不能明说杂志是寄给闻山的，否则人家拒绝赠阅—一他们不想和一个懦夫有任何瓜葛。

    即使要为闻山辩护几句，也是在索要杂志以后，并且不能涉及杂志的真实去向，否则杂志就会被他们要回去。于是大量的杂志通过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闻山母亲的手中，再由她转交给闻山，以满足后者对杂志的癖好。后来闻山总结说：“在监狱里并没有吃多大的苦，就是杂志不够看。”言下之意，在他坐牢期间吃的最大的苦就是杂志匮乏。虽然这一责任在我，但我已竭尽全力。如果不是我勉力而为，甚至仅有的杂志闻山也无法读到。

    此刻间山坐在我的客厅里，周围堆满了花花绿绿的杂志。这些杂志都是我为他收集的，还未及邮寄，他已经出狱了。此刻他对期待已久的杂志并无兴趣，甚至面露厌烦之色，这是十分令人奇怪的。后来我发现，闻山的厌烦不仅针对杂志，甚至是指向整个文学的，就更加令我难以理解了。我将新写的小说拿给他看，出于友谊闻山草草翻阅了几下，随后就搁置一旁了。他抱歉地一笑，嗓音深沉地说：“这年头，文学已经太软弱无力了！”这根本就不像一个懦夫说出来的话。也许真正的懦夫是我们这些埋头于写作的人，尤其是在有人深陷狱中有人流亡海外的今天。也许闻山已经听说了有关的传闻，这么说不过是在为自己辩护？这我就不得而知了。总之此刻我强烈地感受到，与自己猥琐的存在相比闻山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至少他的抱负比我远大得多，已经远远地越出了文学艺术的范围。我灰溜溜地收起自己的手稿，将其掩藏在屁股下面，把谈话从文学转移到闻山的狱中生活上来。这是我所不熟悉的领域，因此只有倾听和提问的份儿。闻山侃侃而谈，逻辑严密、妙语连珠，逐渐地恢复了自信。他谈论的狱中生活和外界传闻不尽相同，有更多的细节和具体的实感，因此更为可信。这样的谈论中闻山完全不是一个懦夫，不仅勇敢，而且也很机智。比如说他团结了一个叫东北虎的狱霸，使自己免遭皮肉之苦，并且循循善诱，向其灌输入道主义的思想，使东北虎后来对待其他牢友时也颇为仁义。我越听越觉得心惊肉跳，倒不是因为狱中生活的艰难与残酷，而是觉得外界的传闻有多么的不负责任！越听越为闻山抱屈，明明是一位勇于斗争的典范，却被人污蔑为懦夫和狗熊。是非被无聊的文人完全颠倒了。虽然我和文坛一向比较隔绝和疏远，但毕竟是以文学为其志愿的，写什么劳什子的小说，文人的无行。刻薄和卑贱不禁使我自惭形秽。除了像闻山这样不再写作看来已别无出路，否则的话同流合污是早晚的事。

    直到大已黑透，闻山仍沉浸在痛苦而光荣的回忆中。我不便打断他，中途开了一次灯。光影之间，他的面部不住地抖动，结巴加上克服结巴的努力使他的谈话富于非凡的激情和魅力。这情形我是很熟悉的。莉莉和我一样，一直在听，其间上了一次厕所。闻山的谈话因此松弛下来，并出现了短暂的停顿。这使我意识到：闻山如此激动是因为莉莉，并不是由于我。虽然他始终不理睬莉莉，但那不过是表面现象。我和闻山呆在客厅里，屏息聆听莉莉厕所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