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１３点，毛泽东乘坐的南巡专列停在了北京丰台车站，他在专列上召见了北京军区的几位负责人之后，专列于下午１６点５分到达北京车站。当他走下火车乘坐汽车回中南海时，看着窗外掠过的长安街、天安门广场，一种极度的疲劳充溢了他的身心。这次南巡是８月１５日从北京出发的，先到武汉，又到长沙，再到南昌，９月８日抵达杭州，每到一处，他都将周围数省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召集过来开会。这次“周游列国”的讲话主要是针对去年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党内斗争。

    １９７０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暴露出了林彪、陈伯达一伙人的政治野心，毛泽东一贯对政治十分敏感，熟谙古今中外的复杂政治斗争历史，感到庐山会议上林彪一伙人的表演实属非常。他们的纲领是设国家主席，他们的理论是所谓天才论，暴露出了林彪急于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的意图。对于这个几年来一直表现恭顺的接班人，他第一次有了真正的警惕。自从他执掌权力以来，他从未放松过对军权的控制，当林彪手中掌握了相当的军权而又露出图谋不轨的迹象时，他必须采取一系列防患于未然的部署。林彪是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担任着共产党的副主席，要在整个党政军的上层削弱林彪的政治威信和权力，只能由他亲自出面，其他的政治部署都可以派人去做，惟有对林彪这个已在党章上写明是自己接班人的任何新说法，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他一路上讲了很多话，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严厉批评了林彪手下的一伙人：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对陈伯达，更是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对林彪本人，他只提出了较为含蓄的批评，说林彪对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分裂潮流也有责任，这样做是为了稳住林彪，稳住整个形势。

    他还未完全看清楚林彪的全部真实面貌，他目前的行动进可攻、退可守。对林彪的力量予以一定的削弱抑制，林彪今后又安分守己，那么，中国的政局无疑会更稳定；如果林彪确实图谋不轨，那么，这一系列部署也为最后打掉他做了准备。最初，毛泽东并没有将事态看得过分严重，临离开北京时，还曾对陪同南巡的人员说道：“陈伯达在华北走了几十天，到处游说，我也向陈伯达学习，来个周游列国，游说各路诸侯。”在武汉、长沙及南昌，他一批又一批地召见各省市的党政军首脑，他那时还是以号令天下的从容大度侃侃而谈。然而，９月８日到达杭州后，他嗅到了不安全的气氛，９月１０日到达上海，他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甚至嗅到了一丝军事政变的气味。他立刻十分警觉，亲自部署行车路线及停车地点，出其不意地提前离开上海，经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德州一路到达丰台。刚才接见北京军区的几位司令、政委，也是他路经德州时才做出的决定，政治斗争的经验使他以最警觉的方式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格局做了纵横捭阖的安排。现在，看到北京街头的和平景象，笼罩在归途上的危险阴云似乎已经散去，在汽车的轻微颠动中，他感到的是７８岁老人的极度疲劳。

    从杭州到北京这三四天以来，他没有睡过一小时安稳觉，就像猛虎穿越丛林时感到周围有许多冷箭和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自己，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现在，回到自己的窝了，似乎可以放松身躯与大脑了。回到中南海自己的住宅后，一派陈旧而熟悉的老格局、老物品、老气氛使他尤其觉得疲倦。护士李秀芝搀扶着他在沙发上坐下，他仰靠在沙发上伸展双腿，觉得全身的关节都垮了一样，放在沙发扶手上的两条手臂沉甸甸的，卧在沙发上的脊背、臀部沉甸甸的，伸展的两条腿也是沉甸甸的，好像自己缺乏力量将它们启动。快到傍晚了，屋里有些昏暗，李秀芝小声问：“要不要开灯？”他闭着眼头靠在沙发背上微微摇了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