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款要比吴俊雄有名。十余年来，梁款不懈地在报刊上发表评论，尤其是有关于流行文化的评论。这个人的文笔很有特色，从不喜欢平铺直叙，看得出每一篇都是花了工夫「扭尽六壬」才写出来的。明明有理论功底，但又不抛书包，反而喜欢卖弄自己对周星驰电影之熟悉、模仿张学友「震音」之内行。更奇妙的是他不只透过流行文化织写香港的身份故事，表达自己的爱乡情切；还隐隐接上了左翼的批判传统，一腔为理想而奋斗的热血跃然纸上。

    难怪有些人（包括我自己）一度以为梁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文化评论的香港遗腹子，相信一条破牛仔裤也是反抗大型制衣业的利器，逛商场而不消费就是在抵抗资本主义。但是只要你认识了「梁款」这个笔名背后的吴俊雄──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你就知道他既不是虚无也不无聊；相反地，他是个认真治学别有坚持的学者，例如坚持用英语教课（教的还是香港普及文化）。

    吴俊雄只是坦白地面对自己──一个喝港式流行文化奶水长大，大了之后还要继续浸泡在里头的人。他不可能不喜欢陪伴自己的粤语流行曲，不热爱和自己休戚与共的港产电影。身为一个学者，若要认真对待自己的经验，也许就会像他这样，把留在身上的东西变成研究对象了。于是吴俊雄以自己的原名写了一本《许冠杰──此时此刻》。

    梁文道（梁）/吴俊雄（吴）

    梁：你为甚么会想到要写这本书呢？

    吴：因为我是他的fans。

    梁：就是这样？

    吴：话说回头，我在九七年时开办流行文化研究课程，你也晓得那时的香港社会学界，一说到流行文化就没有甚么现成的东西了，参考数据就更少，索性自己来做好了，于是就开始认真地研究创意工业。最初是研究整个行业，继而再研究行头里的个案人物。整个研究过程就像流行音乐工业一样，只得两首歌就想出碟吗？还是多凑八首歌吧！当时许焯权（香港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总监）正好要组班研究创意产业，知道我研究流行文化，于是就向我招手了。第一个个案本来是黄沾，由于要消化太多数据，结果就花了两、三年。沾叔那时在港大攻读博士学位，跟随刘靖之及梁启平研究普及文化，偶而也来我的课堂。他当时正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是否适用于香港流行曲，他的感觉是不行；而我第一堂课讲的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局限，于是就很投缘了。沾叔去世之后，他的太太想将他以前的书信、唱片、创作纪录都送给港大。我跑去一看才发现她太太口中的「少少嘢」，原来多得可以办展览。后来我们还就真的办了一个展览。

    梁：结果你的黄沾研究还没完成，谈许冠杰的书就先出来了。

    吴：这也是机缘巧合。许冠杰去年十二月开演唱会，他的班底志不在赚钱，只想做些有趣的事，所以就想到要出书，偏偏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后来他们在书局看见一本书，觉得它很精美，就联络那本书的出版社。双方一拍即合，唯一欠缺的是作者，刚好出版社的一个设计师曾帮我设计黄沾的书房展览，于是介绍我去找那群组织许冠杰演唱会的人。从去年九月到十二月出版，前后只写了三个月。

    梁：太夸张了吧！

    吴：而且一开始我就知道我写的不只是许冠杰，我向来研究文化工业，知道许冠杰成功的背后必定有很多人助阵，我要写的是他和背后这群人的故事。于是我安排了廿多个访问，除了访问Sam本人外，也要访问他的朋友、家人、工作伙伴，单是访问就花了个半月时间。然后再看了很多相关文献，最后疯狂地写了两星期。

    梁：其实文化研究这门学科本来就是从研究流行文化起家的，香港也有不少做文化研究的人，你和他们有甚么不同呢？

    吴：很多做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