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的背景是比较文学，他们或许会研究歌词，但未必会研究流行文化工业的机制本身，至于音乐部份就更少了。真实我这本书也没碰到音乐，我不是音乐科班出身，我觉得许冠杰的音乐好听，但却不懂为甚么好听，这真是个缺陷。我常听爵士乐和古典乐，作为用家，经验算丰富，但要分析起来就缺乏语言和工具。我写这本书时，特意翻看音乐学家如何看流行音乐，过去半年还去学不同种类的音乐。我先是跟一个玩音乐的亲戚学潮州音乐学，潮乐没有曲谱，讲究演奏时的神韵，音乐结构跟流行音乐相似，学潮乐就是学如何将不能言传的东西以言传达。我也学唱了一堂南音，学了一点西洋音乐，尤其声乐部份。

    梁：但电影方面的情况好像不是如此。

    吴：的确，相比之下，电影的文化研究算是做得最好，不单是文本的东西，电影技巧、电影工业都有人在研究。而电视的工业研究更几乎是零，马杰伟的《网中人》在文本意义上的分析做得很好，但较为深入工业的还是吴昊。原因之一是电视的部门复杂，节目的类型又多，要纪录的事多不胜数。加上两个商业电视都不对学界开放，我们做文化产业研究时跑去拍门，但接待我们的是外事处而非研究部或图书馆。对他们而言，这只是公关行动。要真正研究电视工业，必须由古代做起，即六七年无线电视开台，第一集《欢乐今宵》是怎么做的，现在访问不了沈殿霞了，就访问其他刚刚离开无线的人，要做地毡式的口术历史。

    梁：但我的印象是早在八十年代，你和吕大乐他们就已经对流行文化很感兴趣了，而且还写了不少东西。

    吴：我们当年做的其实是流行文化评论，那时流行法兰克福学派之类的新左翼思潮，大家将流行工业当成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部份，要批判它的歌词怎样教坏人、怎样表达霸权思想。但其实左翼也有盲点，例如流行文化的运作模式、它的明星制度等等，他们其实只看到十分之一的面貌。到九七后才渐渐有了当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而香港的娱乐事业不断输出到台湾和大陆，相当强势；也因为回归前本土意识浓烈，它的成长壮大总是离不开大众传媒，于是研究流行文化的风气就兴起了。然而，流行文化研究在学院的分布很不平衡。比较文学系、英文系对流行文化敬而远之，结果只得岭南大学陈清侨的文化研究系很厉害。社会学系向来研究严肃的课题如工业社会、阶级活动、社会运动等，不擅长研究流行文化，只有我、马杰伟、冯应谦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我们算是迟入行，例如我自己最初其实是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现在跟我做流行文化工业的研究生很多，但到最后毕业的论文却很少，唯一的例外是黄志淙（前商业二台台长），好在他本身是行内人。因为要进入这个行业内部很困难，坐着研究梅艳芳的歌词容易，但要研究她背后的华星唱片公司就不同了。九七后学界气氛是舍难取易，你明知这篇文章一年之后未必完成就索性不写。我现在对流行文化工业的研究，不能算是合乎大学要求的学术研究工作，于是我只好尽量平衡，也做些正统学术上要求的家庭研究、社会指标研究等等。

    梁：为甚么香港的流行文化工业都已经衰落了，你们才开始研究它呢？

    吴：人总是后知后觉的，你要经常搬屋才会缅怀旧居，没有清拆皇后码头，大家就不会讨论历史建筑。从电影出产数量和唱片销量，都可清楚看见香港流行文化已死，所以我们更要研究香港流行文化。即使是后知后觉，至少起步了，纪录一些已成为历史的，或者属于现在进行式的东西。

    梁：那么业界的人欢迎你们吗？

    吴：不，他们对我们的研究未必很有反应，除非是很有用的东西，例如行业策略和创意产业个案调查等，或者像我正跟陈云做香港电影支持政策报告书。这种研究一定要直接访问行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