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注意现实人生上的问题。」虽然不敢称史家，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对照这个标准，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西人所谓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古人认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意思庶几相近。历史决不是一具摆在实验室供解剖的尸体，它不是静止的。所以真正有历史感的人，一定会强烈地关注现实问题，即司马迁所追求的那样：「通古今之变」，试图联系现实，给历史一个合适的解释。我对历史的产生强烈兴趣，和生长的环境和成长的经历有关系。我所生长的村庄聚族而居，李氏宗族宋代就播迁到湘中那个县，繁衍至今。在没有现代宗教氛围的故乡，祖宗崇拜和家族史教育是长辈给我们最基本的教育，不识字的农民对族谱和郡号格外看重，一生没离开南方的先祖父常给我说我们李家是陇西来的，而先外祖父给我说他们王家是太原来的，这两个湖南老农至死也不知道陇西和太原在何处。我后来考上了兰州大学，兰州古代属于陇西郡，算是回到祖先发源的地方。后来现实的境遇，让我更有一种观史察今的欲望。对一个爱好历史的人来说，身历时代的大变迁是一种幸运。十一岁那年，目睹了人民公社散伙，可前几天到处还在宣传人民公社万万年。官方遮遮掩掩地说这不是单干，而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直白地说就是「分田到户」。少书本知识的农民往往能撇开意识形态的烟幕，用更精确的历史语言描述，比如对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故乡的农民从来不顺着官方的意思说成「三年自然灾害」，而是说「过苦日子」，非常精确中性。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东北郊的国营七四四厂，这是五六年由苏联援建的大型军工企业，和现在成为艺术家乐土的798厂毗邻，一去就碰上国有企业改革，工人大批下岗，企业负债累累，只得搞债转股，上市后用股民的钱救活了那匹快死的老马。两年后考公务员进入司法部，干了近四年碰上了九八年朱镕基主导的国务院机构大改革，然后当了记者，看到了中国更多的情况。个人的历史和自己一直关注的国家的历史一碰撞，对现实的认识可能会深一些，就会不由得思考，为甚么会有这样的大变化？为甚么变成这个样子？历史，显然是观察分析这些问题很好的资源。所以我看黄仁宇、余英时、唐德刚、秦晖、吴思等先生的著作，常有醍醐灌顶之感，心里很多郁结的东西被撞开了。我常说自己半旧半新，是一个活在古代的时政记者。

    梁：你怕不怕别人说你写的历史有太多对当下政治的影射，不够客观？

    十：没有纯客观的历史，史家著书一定有主观性。孔子着《春秋》，就有强烈的价值取舍，所谓「笔削」，因此才有「乱臣贼子惧」，司马光着亦秉承这种历史观。到了清末民初，新史学的开山者梁任公提出要寻求历史因缘，这些人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注度。但是如果先预设一种政治观念，然后生拉硬拽地从历史中找事例证明，这就是庸俗的历史为现实服务，是影射史学，必须警惕。余英时先生认为这样的做法也有其危险性，「因为抱着这种想法而撰史的人，如果不受严格的科学方法的限制，则很容易走上曲解史实以勉强求通的路子。」这是对我们这些「历史票友」极为中肯的忠告。所谓科学方法，我的理解是一要在史料占有和取舍上严谨公允；其次在分析论证中有严密的逻辑性。当然，这个标准很高，稍不留意就滑入生硬庸俗的影射。

    梁：接连写了两部谈明史的书，为甚么会对明朝那么感兴趣呢？近年大陆好像掀起了一股明朝热，你怎么看这阵风潮？你和其他同样知名的作者最主要的分别在哪里呢？

    十：现代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和集体心理，我认为在明代已经形成。刚刚去世的柏杨先生在中毫不掩饰他对明朝的厌恶，而他在一书中承鲁迅批评国民劣根性的余绪，鞭挞酱缸文化。这二者是有某种关联的。明代不仅仅是离今天较近，而且它是中国皇权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