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是不是？

    贾：对我来说，进入到工人里面，或者进入到三峡这样的地区，包括我旅行去陕北，的确已经不能说它是我的生活了，我会有不安的感觉。这种不安的感觉让我觉得你是在打开自己。因为在北京生活久了，就会觉得北京的情况是全中国的情况，然后这是我的情况。但是你到了那些地区之后，你觉得我在过这样的生活，但别人却在过那样的生活，这是一种特别简单的差异感。但我觉得它背后还有感情的一种连系，因为我对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群太熟悉了，我就是从这种人群里面出来的。

    梁：你觉得他们讲的这些故事其实也是你的记忆的一部分？

    贾：也不全是，因为有些的确是我自己没有经历过也想象不到的。我没有想到这个群体对制度的一种信任到了惊人的程度。那种信任感真的很出乎我意料。我采访了一个工人，你从她对待自己身体的一种态度就能想到她的精神状态，当她由怀孕到流产都不知道，她连自己的身体发生了甚么事也不知道，最后是旁边的老大姐说：你流产了！她才开始悲伤，她才知道自己怀孕了然后又流产了。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集体，怎样的一个生活方法？另外有一个姑娘十九岁的时候手指被切断了。手指被切断了以后，她住院，还说每天过得挺开心的。我就问为甚么妳不发愁。她说，手指压断了还能长出来！从她们对自己身体的不了解，可以看出对那个工厂和制度的信任。当这一切改变之后，她才有一种被背弃的感觉。

    梁：你这段话让我想起钱钢写过一个故事，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有些灾民被压在房子下，全家死光只剩下他，后来他被解放军救出来了，他被救出来第一句话是说：「怎么样？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好吗？」「放心放心，毛主席没事。」「没事就好了。」

    【分泌和学习】

    梁：说回创作，你以前的作品可能有很多是自己有过的经验，现在就变成相对被动，要去等待和聆听。这两个状态的分别你可以再详细说明一下吗？

    贾：有一部分创作我叫它做分泌物，就好像吐气一样，你不知不觉就有了，是你身体的一个机能。譬如说《小武》、《站台》，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分泌物。每个人选择自己的职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自己选择电影，就是因为真实的经历了一些事情，有一些故事想说出来。我从前写诗，后来画画，总觉得还有没说出来的事。这才觉得电影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于是就当导演了。这些写作、这些电影，都是很自然的分泌出来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创作叫做学习，这个学习可能是来自你的兴趣。譬如说我现在拍历史就是因为我不太了解历史，我有一些事情想知道，想知道真相是甚么；因为有一种我感受到但我不清晰的东西，所以就用电影去为我追寻人的生活。这种纪录片式的方法能打开一个陌生的世界，探索一个我所重视的、我感兴趣的历史。我觉得拍电影就像研究历史一样，你对它感兴趣但同时你又不是很清楚，才会收集很多资料，去做访问，最后才成为你的一个成果。《二十四城记》和现在正在拍的《上海传奇》都是这样的创作状态，它跟我以前的创作真是不一样了。

    梁：你原来是一个文艺青年，写过诗，后来跑去拍电影，可你一直还有写作吧？文字跟影像对你来说分别代表甚么呢？例如《二十四城记》，既是一部电影，又是一部访谈录，为甚么要同时做这两样东西？

    贾：我刚开始喜欢电影的时候其实是挺浪漫的。我有很多表弟，其中一个是文盲，他不认识字。那个时候我刚好看完《黄土地》，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啊，你不识字也可以看，我就觉得这个媒体很人道，然后就说服自己这是最好的。你要说服自己干这一行嘛，就要找很多的理由。

    梁：文盲也看得懂电影。

    贾：只要你听跟看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