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次我曾说过，我们将以已经得到的知识，而不以已经引起的怀疑，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然而，以前举两例的分析为根据的两个结论，虽很有趣，但尚未开始进行讨论。

    一我们觉得这两个例子的病人都“执着”fixed于其过去的某点，不知道自己如何去求得摆脱，以致与现在及将来都脱离了关系。他们好象是借病遁世似的；正无异于占时僧尼退隐于修道院中以度残生。就第一例的病人而言，实际上那早已结束了的婚姻对她的生活产生了无限的影响。她的症候使她得以保持着和丈夫的关系；我们在她的症候内，似可听见替他辩护，宽恕他，赞美他和为他惋惜的声音。那时她虽然年轻，还可以吸引其他男人，然而她却借种种真实的或虚伪的魔术的理由以保存她对于他的忠实。于是她不见生客，不修饰，既坐便不易起立；而且不签名，不送礼，以免她的所有物落入他人手中。

    就第二例的病人而言，那年青女子在青春期前对于父亲的性爱，此时乃大作其祟。她也知道自己有病就不能和他人结婚，我们可以揣测她的得病是为了不能结婚而可常依恋其父。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人对于生活究竟如何或为什么采取这种特异的、无益的态度，假使这种态度是神经病的通性，而不是这两个病人所特有的话。实际上，这确是各种神经病的普遍的，重要的特征。布洛伊尔第一次诊察的癔病病人就是她的父亲重病而她任看护之时表现执着的。她虽已康复，然而从那时起，总觉得不能应付生活，因为她不能处理一个女人的本份职务。我们因分析而得知，每一病人的症候和结果都足以使自己执着于过去生活的某一时期。就大多数的病例而言，这过去的时期往往是生活史中最早的一个阶段，如儿童期或甚至于早在吸乳期内。

    和神经病人的这种行为最相类似的，可取近来欧战时的流行病，名叫“创伤性神经病”traumatic neuroses的为例。这种病症自然也发生于大战之前，例如在火车出事或他种危及生命的可怕经验之后。创伤性神经病基本上和自然发生的，及我们所常分析治疗的神经病不同；我们也不能应用关于他种神经病的观点来说明这种神经病，我想以后再告诉你们什么缘故。但是，要强调指出的，此病也有完全同于他种神经病的一点。就创伤性神经病而言，对于创伤发生之时的执着就是病源的所在，这是很清楚的。这些病人常在梦里召回其创伤所由产生的情境；就那些可以分析的癔病而言，似乎癔病的发作就是将这个情境完全召回。这些病人从前似乎未能充分应付这个情境，现在似乎仍然未能完成这个工作。我们不得不特别看重这一层，因为我们由此可以明白精神历程的所谓“经济的”概念。“创伤的”一词实在不过是这个经济的意义。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

    因为有这个类比，我们也就把神经病执着的经验称之为“创伤的”。因此，我们乃为神经病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条件；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应付一个强烈的情绪经验，结果便造成了神经病，所以神经病的成因约略类似于创伤病。其实，在１８９３至１８９５年间，布洛伊尔和我因为要把我们观察的新事实归结为理论而厘定的第一个公式，就和这个观点非常一致。即就第一例和丈夫分居的少妇而言，也和这种说法不相违背；因为她不能“无憾”于有名无实的结婚，因此，仍然执着于她的创伤的情境。然而就第二例依恋其父的少女而言，又立即看出这个公式的欠缺。第一，小女孩对于父亲的崇拜，那是一种极平常的经验，而且常随年龄的增加而减弱，所以“创伤的”一词的应用在此便失去了意义；第二，从这个病的经过看来，表明这初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