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家族、官员的效忠程度远远超过对国家和政府机构的效忠，政治立场私人化，政治活动非制度化，领导人家长化，现代公民社会难以形成。所以，尽管家族腐败、官员腐败现象严重，只要最低限度的温饱能够解决，下层民众就已经感恩戴德，默认现实”（庄礼伟《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研究》）。这就象被篆养在动物园的动物，虽然失去了广阔天地中的自由，但从此再无须为基本生存操心，再不必为明日能否得食担惊受怕。如果动物可以选择，如果它们的选择也服从理性而非野性，相信绝大多数动物会选择留在动物园而非逍遥野外。

    上述东南亚国家代表了贫富力量极其悬殊，贫弱者处于无组织状态的民主制实施情况。在经济条件略好、民众有可能组织起来的发展中国家，情况又如何呢？拉丁美洲提供了另一样板。在经济条件较好、民众能实现一定程度组织化的拉美国家，在民主化初期，往往顺应民意的领导人被推上执政位置，他们普遍推行国有化和福利化的经济社会政策，满足民众要求，但资产阶级利益因此受到严重损害，经济增长受挫。在这种情况下，拉美民主国家普遍发生了资产阶级精英策动的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实行军事独裁，同时清算左翼政治势力。直到左翼势力被清除殆尽、少数激进分子躲入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大多数民众处于无组织状态、资产阶级精英完全能够控制局势后，一些军管政府才又“还政于民”，于是拉美模式实际上向东南亚模式靠拢。经过这样的过程后，民主制度确实“成熟”了，但它却是以与吴先生所设想的完全不同的方式、完成了与吴先生预期方向相反的“成熟”。

    正是由于弱势群体有着由生存窘迫而来的软弱，既得利益集团不难赢得贫困阶层的依附，由少数变成掌握多数的政治力量，在民主博弈游戏中如鱼得水。既得利益集团权势因此膨胀,进而垄断政治权力,使所谓“自由民主”成为他们独有的专利；对广大民众来说,先进制度所许诺的种种好处，实际上只是空头支票。

    在一种有着大量贫困人口的社会，纵然具备了宪政民主的制度形式，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享受到这种自由民主。从西方政治制度的演进看,事实也是如此。西方早期的“宪政民主”,将一定的财产额作为社会成员能否拥有政治和社会权利的资格标准。西方社会制度形式意义上的“自由民主”的扩展与当时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群体的扩大基本同步,实质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更是如此。美国1960年代的“民权跃进”，有其内在必然。

    后发展国家的政治进程也在诠释这一命题。台湾、南韩等新兴工业国家与亚非拉后发展国家在政治转型上的巨大差异,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点。以往分析者将后发展国家的这种差异性表现(例如拉美化、权贵资本主义模式)归因于历史路径、归因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操纵。但是,利益集团与民众的博奕在哪个社会都存在；人性的贪婪、权力谋求自我扩张也是普遍事实。在这一切背后，真正决定差异的还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指标是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经济社会结构。

    因此，“自由民主”的扩展，宪政民主制度的成功，只能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高收入人群的增多而缓慢展开，这也是中产阶级被普遍视为宪政民主必要载体的原因。

    五，次优选择

    吴先生说：纵然民主制也有被扭曲的弊端，但总比没有民主要好，“没有最优，就选择次优”；“如果潜规则是难免的，那么，要民主制度下的潜规则呢，还是要专制制度下的潜规则呢？”

    要作“次优选择”，首先要明确“压迫、剥夺、腐败”等等词汇在现代与古代不同的含义。发生在现代社会的权力“腐败”，吴思先生所描述的传统社会式的官吏直接从民间榨取利益，只是其中